茅台酒厂
茅台酒厂 (第1/2页)茅台酒厂
贵州省*事业公司仁怀茅台酒厂蹒跚起步之时，不过是几栋作坊式的破陋小屋。面对扩大再生产的迫切需要，当地政府决定移址于杨柳湾，开始规模建设、规模生产。“成义烧房”的旧址改作醋坊，为集体所有制的“仁怀酱醋厂”。从此，茅台酒业步入了她历史上第一个转型期——告别农耕，迈向工业时代。
为尽快恢复茅台酒的生产，厂长张兴忠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和酒师、工人一起参加劳动。
张兴忠的工作作风却非常严谨。他对茅台酒厂的管理是半军事化的。在他半军事化的管理作风下，茅台酒厂秩序井然，产量不断提高。
这一时期，在郑应才、张支云师徒的认真工作下，茅台酒的质量始终保持在最佳状态。1952年9月，新中国首届全国评酒会上，茅台酒被评为“八大名酒”之首。
随着茅台酒的上市，广州、上海、江西、湖南、湖北等省市纷纷来函，要求供给茅台酒。广州市*公司多次急电，急需茅台酒4000瓶，并希望办理茅台的海外销售；港、澳、台同胞和其他海外侨胞也不断通过外交途径来函来电，祝贺茅台酒投产，称赞“茅台酒”为“祖国之光”。茅台酒在国家最高层领导的关怀和青睐下逐渐显现出其王者风范，在新中国的外交史上一直扮演着亲善大使的角色。
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怎样尽快实现全面有序的生产，怎样提高茅台酒的产量和质量，成为张兴忠考虑的头等大事。他一方面带领干部职工学习文化，开展师傅带徒弟活动，一方面学习借鉴外地企业的经验，加强企业管理。
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也给茅台的酒厂带来了军人管理者，带来了读过书的干部。为加强茅台酒厂工人队伍的建设，贵州省轻工厅从贵阳、黔南、安顺、重庆等地以及部队转业干部中调来了一批工人，充实了酒厂的工人队伍，成立了酒厂工会，并加强了工会建设。
为了胜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扩大茅台酒的规模和产量，当地政府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指引下，决定整合“华茅”“王茅”“赖茅”三家的资源，扩大茅台酒的生产规模。
“荣和烧房”自从它的老板王秉乾因拒绝交出“茅台酿制秘方”和私藏枪支及通匪罪被仁怀县人民政府于1951年2月21日枪决之后，即停止了生产。1952年10月4日，仁怀县财经委员会决定将没收的“荣和烧房”，估价500万元旧币(合人民币500元)并入茅台酒厂。
“恒兴烧房”，虽然在1949年建国后多次得到政府在经济上的扶持，维持了生产，但老板赖永初因采取转移银行金库、掉换借据等手段，盗窃价值46亿(旧币)合人民币46万元的国家黄金被查出，于1952年7月被贵阳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1952年12月底，遵义地区财经委员会向仁怀县财经委员会转发贵阳市财经委员会(以下简称财委)1952年12月19日关于“接管赖永初恒兴酒厂的财产”的通知，由仁怀县财委转茅台酒厂接管。1953年春，张兴忠到“恒兴”，由资方代理人韦龄出面召集“恒兴”职工，张兴忠宣读了关于没收“恒兴”的文件，获得全厂职工拥护与支持。接着，经过对全厂的财产清点造册，共折价2．25亿元(旧币)合人民币2．5万元。至此，三家私营茅台酒烧房便合并成为国营茅台酒厂，并于1953年8月1日由省*事业局划归贵州省工业厅领导，为工业厅的直属企业。
在社会主义改造中，“资本主义管理制度”也受“资本主义产权制度”的连累，被贴上了反动的标签。国营茅台酒厂便成为社会主义改造的产物。
国营经济将茅台酒生产从私人小作坊进入工业时代。工厂，作为一种先进的组织模式，出现在尚未通汽车的茅台古镇。工业化变革给古老的茅台酒业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由此翻开了崭新一页。
国营茅台酒厂成立之初，职工人数不多，厂里指挥系统只有一个精干的办事小组。一方面负责组织恢复生产，一方面清理私营烧房时期的资财、帐目，处理接管中的具体事宜，了结三家烧房时期的业务往来手续。
生机勃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启动之后，政府投入大量资金，不断扩大茅台酒的生产规模，国营贵州茅台酒厂开始初具雏形。
“贵州省茅台酒厂”正式成立并开始向正轨迈进，但面临的最大困难还没有解决：酒师和工人数量都太少，的确远远不能满足新形势下茅酒生产的需要。张兴忠向酒厂的酒师、职工了解了“王茅”“赖茅”两家酒坊的情况和酒师、工人的情况之后，便带着战士们亲自在茅台一带走访，到处打听恒兴、荣和两家酒坊的酒师和工人的下落。功夫不负有心人，张兴忠很快打听到了恒兴烧房的酒师郑义兴（民国二年（1913年）入茅台“成义烧房”，跟郑应才当学徒，先后在“成义、荣和、恒兴”三家烧房和遵义龙坑集义烧房当酒师。）的住处。
张兴忠非常兴奋，他亲自登门，分别拜访，把他们请回了到茅台酒厂。继而，在郑义兴的帮助下，请回了两个酒坊原来的酒师郑银安、郑永福、郑兴科、郑永维和一些工人。茅台酒厂的实力一下子壮大了。
张兴忠行伍出身，一股山东人的豪气，但到地方接管了酒厂之后，工作却非常细心、耐心。他这个厂长，始终把关心职工的生活作为工作中的一件大事。为了留住刚进厂的酒师和工人的人和心，他派人把酒师和工人的家属都接到茅台酒厂来，尽心地安排和照顾。稳定了全厂的人心，调动了酒师和职工的生产积极性。
自接管了“王茅”“赖茅”两家酒坊以后，茅台酒厂由一个车间变成了三个车间。郑应才仍为茅台酒厂的技术大拿，张支云担任了一车间酒师兼工会主席。郑银安担任了二车间的酒师，郑义兴担任了三车间的酒师。
厂子大了，车间多了，但酿酒的设备还是原来“华茅、赖茅、王茅三家酒坊的旧设备，工人的劳动条件仍然十分艰苦，所有的生产劳动全都是靠工人们肩挑背驮。烤酒是靠工人们背煤烧天锅、到赤水河中挑水；照明用的是菜油、煤油灯；运粮、运酒是用鸡公车、牛车拉运；下窖和起窖都是靠工人们一背篓一背篓的从三米深的窖池里往上背。一个班工人们要背驮酒糟1.8万斤。为了在极端艰苦的条件多出酒、出好酒，作为工会主席的张支云，按照厂工会的要求，和车间的工友们一起加班加点，辛勤工作在生产一线。
为了改变生产条件，尽快正常投入生产，提高茅台酒的产量，国家又及时拨给了茅台酒厂43000元资金用于购置必需的生产设备和原料，茅台酒厂的生产力有所提高。由于调动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发挥了仅有设备的能力，1952年就生产出茅台酒75吨，产值6万元，盈利0.8万元。建厂恢复生产的第一年，就超过三家烧房时的历史最高水平。在全厂职工的辛勤努力下，初具规模的茅台酒厂生产蒸蒸日上。不仅产量大幅度提高，而且一直保持着优良的品质。茅台酒的生产和销售全面纳入了国家计划，茅台酒厂从此步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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