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 工
童 工 (第2/2页)保甲制的具体法规曾有过多次修订。立法院曾于1936年9月制订保甲条例42条，1937年7月2日又修正为40条，但均未公布。抗战发生，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厘订整理《川黔两省各县保甲方案》，1939年颁布《县各级组织纲要》均对战时保甲制度有具体规定。
保甲制的基本形式是10进位制（10户为甲，10甲为保，10保以上为乡镇）。以后鉴于各地地理、交通、经济情况各异，在实行“新县制”时采取了有弹性的办法，规定“甲之编制以十户为原则，不得少于六户，多于十五户”，“保之编制以十甲为原则，不得少于六甲，多于十五甲”，“乡（镇）之划分以十保为原则，不得少于六保，多于十五保”。保设保办公处，有正副保长及民政、警卫、经济、文化干事各一人，保长兼任保国民兵队队长和保国民校校长，与乡（镇）长一样，亦实行政、军、文“三位一体”。保长通常由当地地主、土豪、顽劣担任。国民党对保甲长人选极为重视，竭力通过保甲长牢牢控制民众，“使每一保甲长均能兼政治警察之任务”。
保甲制的实质是通过联保连坐法将全国变成大囚笼。联保就是各户之间联合作保，共具保结，互相担保不做通共之事；连坐就是1家有“罪”，9家举发，若不举发，10家连带坐罪。国民政府内政部曾专门发布过一份连坐暂行办法，其主要内容是：出具连坐切结时，由户长签名盖章或匣押，一式两份，正结存县，副结存区。各户如发现另户为“匪”、通“匪”、窝“匪”等情况，应立即报告，如隐匿不报，便以“庇护罪”或“纵匪罪”论处。内政部一名长期从事编查户口的官员谈到为什么要采用联保连坐法时说：以往，政府用悬赏来奖励检举者，但赏金的代价往往不能抵偿因受“匪方”报复所受的损失。实行联保连坐法以后，便起到拘束民众的作用，使其“畏法而不畏匪”。抗战发生之后，国民政府在《整理川黔商省各县保甲方案》中修正了上述具体的做法，改为不具结而连坐。即各户不必签名具结，但如发生甲内居民有通“匪”、为“匪”等情，一经审判机关查明，对同甲各户立即予以连坐处分。在该法的说明中提出上述变动的理由是：同甲各户因贫官不同往往不愿联保具结；而愿意联保具结的各户则往往素来关系密切，某户如有非法行为，同结者必不肯告发，“故不如使同甲各户共负联保连坐之责，不另具切结，只须于各户门牌内加以说明”。
郑国文自当了保长之后，更是拉大旗作虎皮，以保长的名义借机勾结地方国民党腐朽官员对老百姓大收捐税，弄得鸡犬不宁，民不聊生。
这个郑国文本来就不是善良之辈，他们家的长工当然是苦不堪言。年幼的张支云怎么能知道自己掉进了虎口狼窝？
到了郑家以后，管家给张支云安排的活总是多而又重。割草、喂马、推磨，出圈……。后来，竟让这么小的小孩到田里去干庄稼活。开荒、锄草、搬苞谷，什么活都得干。
庄稼活是要力气的，因为年龄太小，张支云有点吃不住。特别是从地里往回背苞谷，让这个孩子吃尽了苦头。一背篓苞谷很沉很沉，压在他那柔弱的肩上，一步一步艰难的走在崎岖的山路上。遇到陡坡时，只能是一步一步往上挪。但为有一口饭吃，他不得不咬着牙硬撑着。就这样，一天到晚，披星戴月，干着和成年人一样的很重、很累的庄稼活。
一九三八年，中日战争爆发，国民党反动派借抗日之名开始扩军，郑国文“奉命”抓丁。后来，在抓壮丁中捞了不少油水的郑国文，把眼睛盯在了家里的那个小童工身上。
一天晚上，张支云听到管家和一个人在说抓丁的事，好像是说让这个外乡的小孩去顶差。张支云听了以后很害怕，一夜都没有睡着，恐怖之中他开始谋划着如何能逃出虎口。
第二天一早，张支云详装不知道，拿着家具便下地干活去了。到了地里以后，他借口拉肚子走到了避人的地方，然后顺着崎岖的山路向贵州方向逃跑了。
张支云一路奔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逃出了四川就安全了，贵州那里郑国文管不到。
山路崎岖，加之逃跑心急，张支云摔了几次跤。但为了逃丁他不顾一切，栽倒了爬起来再跑，一路翻山越岭，总算逃出了四川地界。
出了四川境便是贵州的茅台，到了茅台之后，张支云觉得没有什么危险了，就在路边的一家酒坊门口喘气歇脚。
这个时候，酒坊大门里出来一位青年人，看到门口蹲着一个衣着破烂，汗流浃背的小孩子。便走上前问道：“小孩子，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刚从长坝槽那边过来。以前在那里给人做工，这一段那边抓兵，掌柜的想抓我去当兵，我很害怕，就逃出来了。”张支云老实地回答道。
“你是哪里人？为什么这么小就出门做工？”青年人问道。
“我家在二合，因父母双亡没有饭吃，为了混嘴，才出来给人干活。”张支云看那个青年大哥很面善，便吞吞吐吐地向那个青年人简单地陈述了自己的身世。
弄明白这个小孩的身世后，青年人很同情，便有把他留在酒坊干活的意思，于是就问道：“你愿意学一门手艺吗？”
“学啥子手艺？”张支云不解地问道。
“烧酒呀！”
“人家要我吗？”
“要，你愿意干就跟我来。”
张支云跟在青年人的屁股后面，胆怯、猥琐地进了酒坊。
这个青年人便是茅台“成义烧房”的二酒师肖青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