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少年
第四章 少年 (第2/2页)星期六一大早，刘成良和李惠云早早起床，要带我们三兄妹去县城外婆家，临出发，我很突然地抱住肚子蹲在地上。当李惠云坚持要带我去村外的诊所看看，我就站起来了，说没那么疼。当李惠云认为我没事的时候，我又抱住肚子。翻来覆去的，最后连李惠云烦了。她从众多的药瓶子里找出一片去痛片递给我。我毫不犹豫地吞了下去，我说我想睡一会儿，睡一会儿就会好的。最终刘成良和李惠云不得不将我留在家里。
他们没走多久，我就往张宁家跑。那天她们三个人在我家看了一下午电视。我努力作出一副大人的样子对她们说，你们随便看，我有点儿事，今天下午没空陪你们，你们可以一直看到我回来。她们看我的目光充满感激，她们一定没想到我会如此慷慨。我迅速走出家门，跑到村口那棵细叶榕下，紧盯公路，时刻保持着兔子一样的机警，只要一看到父母，我就立即撒丫子跑回去，将她们送出家门。
我的慷慨举动如我所愿地换来了她们的友谊。很长一段时间，下午放学后，我经常会跟这三个女孩子在一起。
正是夏天，我们时常一起到山里找野果子。我赤着脚，带着她们满山满林跑。我时常跑得没影没踪，这时候就听见自己的名字从三个女孩子口里扑出来，满山满林地飞翔。我才忽然发现身后一个人没有了，我坐下来，等着她们气喘吁吁地跑上来。看到她们跑得满脸绯红，张宁不住声地骂我，我笑得跟个傻子差不多。遇到野果子太高，够不到的时候，我同样会像傻子一样，毫不犹豫地爬到树上。当我战战兢兢地抱住风里摇摆不定的树梢，低头看到她们眯缝着眼睛看我，我会故意踩断一根枯树枝，她们的失声惊叫和满脸苍白令我心中充满英雄的骄傲。
我渐渐注意起那个叫白蛾子的女孩子了。我们四个人中，几乎每一次都是她最后一个到，而她每次都是跑着来的，她大口喘着气，呼哧呼哧跑到我们身边，目光在我们脸上怯弱地飘来飘去，我们本来都等得不耐烦了，都想骂人了，可每次见到她这副样子，我们就骂不出口了。
上次暑假回家，准备回上海的头一天，我正在堂屋里看电视。听见有人敲门，笃笃，笃笃，很轻的两下，又是很轻的两下。我想谁敲门会这么轻柔，开门一看，我和门外的人都大吃一惊。
十多年后的白蛾子没变什么，仍旧是黑亮的齐耳短发，一件白色衬衫，总给人弱不禁风的感觉。直到那一刻，我才发现她的美丽。
我们面对面站着，谁也没说一句话。后来还是我先开口了，我恍然大悟似的说，进来，进来，我都忘了让你进来了。一时间，我们都闹了个大红脸。她的脸更是红得仿佛要洇出血来。她跟以往紧张时一样，往耳后掠了掠头发，微微低下头，抿抿嘴唇说，不进来了，我就说一句话，说完就走。我仍坚持让她进来，但她死活不肯，一只手还扳着门框，怕我拉她进来似的。我不好再勉强了。我说，那你要说什么？她又掠了掠头发，抿了抿嘴唇，忽然笑了，抬起头来说，你的样子变了好多。我也笑了，怎么变了，没变嘛，是我一直在外面，你们把我给忘了。她自然知道我说的“你们”是谁，她没有反驳，只是笑，目光虚虚的，仿佛望着很遥远的过去。我们又没话说了，她盯着地面，脚尖划着圈子。我再次说，进来吧，进来坐一会儿。她抬起头望着院子里灿烂的阳光，说不了，我说一句话就走。我知道再说也没用，只好等着她说那句话。可她又迟迟不说。她的嘴唇干裂了，她再次低下头抿了抿嘴唇。抬起头来，她很突然地说，请你们全家后天来喝喜酒，我要结婚了。她的脸一下子白苍苍的。
妈妈晚上回来后，我跟她说了白蛾子来请客的事，她咂咂嘴说，要不是肚子里有了放不下的东西，这大热天的结什么婚？我喉咙里似乎梗了什么东西，那一晚脑海里总浮现出许多年前的白蛾子。
白蛾子每天到学校同样很晚，差不多总是伴随着铃声冲进教室。方大同对此极度不满，又无可奈何。唯有一次，他得偿所愿了。铃声响过一会儿了，白蛾子才冲进教室。方大同正站在讲台上，对她怒目而视。她怯生生地退了回去，站在教室门口，目光很虚地望着方大同。方大同也望着她，一句话也没说，望着她就跟望着空气一样。一会儿，他说，同学们，今天我们上第三课。课上了十来分钟，张国庆举手请假上厕所。同学们吃惊地看到，方大同没问什么就同意了，他还对他笑了笑。张国庆擦着白蛾子走出去，回来的时候，张国庆嘻嘻笑着，撞了一下白蛾子，同学们看到方大同又对张国庆笑了笑。这天早上的三节课，男生们上厕所的热情空前高涨，他们嘻嘻哈哈地经过教室门时，总要撞一下站在门口的白蛾子。白蛾子一直低着头，盯着自己的脚尖，在男生们乐此不疲的撞击中，好似风里摇摆不止的芦苇。
那天早上，从始至终，方大同没对白蛾子说一句话。放学后，他跟男生一样，从她身边擦过去了。白蛾子扭过头去望着他，直到他跨上单车出了校门，她才扭过头来。她的泪水哗地下来了。可她很快擦干泪水，转身飞快往家跑。
白蛾子气喘吁吁地跑回家，瘫痪的陈玉芬已经在家等她多时了。陈玉芬捶着床沿大喊，白蛾子，白蛾子，你是不是想让你爹回来把我们娘俩骂死？白蛾子应着母亲，系上围裙，立即听见厨房里一阵乒乒乓乓。陈玉芬又拍着床沿大喊，白蛾子，白蛾子，你是不是想把这个家砸碎，好让你爹回来把我们娘俩打死？白蛾子不敢吭声，尽量放轻手脚。饭还没做好，张宁在门外喊她了。陈玉芬又拍着床沿大喊，白蛾子，白蛾子，那野张飞又来喊你去做什么？老跟这些人来往，总有一天你爹也要给你气死。白蛾子不敢答应张宁，张宁听到陈玉芬的话后，就冲着陈玉芬的房间喊，你快点儿，我先走了，来晚了作业就做不完了。张宁忍不住掩住嘴巴偷笑。白蛾子做好了饭，打了一盆热水，给陈玉芬擦身子。陈玉芬半闭着眼睛，很舒服地哼哼着，伸出苍白的手，一遍一遍，发狠似的梳理白蛾子的齐耳短发。白蛾子咬着牙，忍受着一阵一阵的疼痛。半晌，陈玉芬幽幽地说，妈带着你，嫁给你继父，我们都是外人，妈如今又这样了，你要给妈争口气呀。白蛾子不说话，一下一下擦着妈妈苍白的身子，眼圈红红的。
小学五年级那年，陈玉芬从床上摔下来，死了。
陈玉芬一定是俯下身拿床下的便盆时，不小心摔下来的，所以白蛾子看到便盆倒扣在妈妈胸口，屎啊尿啊流了一身。那天下午，当她的继父赵光明忙着四处找人帮忙时，她一直守在陈玉芬身边，一遍一遍给她擦洗身子。
陈玉芬安葬后两个星期，赵光明到学校来了。
赵光明雄赳赳气昂昂地走进学校。那时候我们的教室已经搬到二楼，赵光明站在楼下朝我们的教室喊，白蛾子，白蛾子，你下来跟我去找方大同。那节课方大同让我们自己看书，他在自己的小院子里抡斧头劈柴。我们的目光齐刷刷地射向白蛾子。她趴在桌子上，两只手使劲抱住脑袋，好似将脑袋藏起来躲避敌人攻击的鸵鸟。大家看到抱住脑袋一动不动的白蛾子都觉得很无趣，稀哩哗啦的，都拥到窗口去。
赵光明没得到女儿的回答，骂骂咧咧的，正要上楼来。方大同提着斧头出现了。方大同冲赵光明伸出右手说，你好，我是方大同。赵光明望着他，咧开嘴笑了，他没去握方大同伸出来的手，而是盯着方大同另一只手里光闪闪的斧头，他说，刘老师什么意思？方大同一愣，看看手里的斧头，忙把斧头扔下，斧头笔直地掉下去，插在他脚尖前一寸不到的地方。方大同倒吸一口冷气，我们也啊了一声。方大同往楼上一望，一排脑袋刷地缩下去了。我们听到赵光明说，我直话直说，白蛾子的亲妈死了，我不是他亲爹，养活她已经够了，没理由再供她读书。不是有减免吗？你们把她的学费免了吧。方大同说，的确是这样，我们已经免她的学费了，你只要替她交杂费就可以了。赵光明说，我不懂这些什么什么费，这都是你们闲着没事干的人编出来的，我只说一句，今后白蛾子上学我不交一分钱。方大同说，你不能不讲道理，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那天早上，赵光明和方大同的对话让我们忍俊不禁，更让我们兴奋的是，强大的方大同最终败在了赵光明的手下。赵光明临走时抛下一句漂亮的话，他说我没工夫跟你磨嘴皮子，仰着有个肚脐儿，趴着有个*儿，我就是没有钱儿。而方大同只是冲着赵光明远去的背影，可怜巴巴地咒骂：没文化！
下课了，男生们一涌而出，趴在栏杆上望着远去的赵光明。张国庆说，你们瞧，他剃了个公鸡头！于是大伙一齐喊，公鸡头！公鸡头！赵光明回过头来，凶神恶煞地朝大伙挥拳头，大伙一阵狂笑，继续喊，公鸡头！公鸡头！白蛾子！公鸡头！这时，白蛾子仍旧趴在桌上，她的身子发疟疾似的一阵一阵发抖。
一个多星期后，白蛾子悄无声息地退学了。方大同在课堂上说，你们要引以为戒，要是没文化，你们的小孩也只能退学。
红旗对我和三个女孩子的友谊进行过破坏，但并未对我们造成什么损伤。我跟那三个女孩子的疏远要到一年以后，那件让我们心惊肉跳的事发生后，我们见到对方都不好意思了。一条无形的鸿沟陡然横亘在我们之间。
那个下午，我刚刚跟她们仨分开，拐上通往自己家的那条小路。我一抬头，看见了红旗。他站在竹林边，驳杂的光影笼罩在他身上，看那样子，他已经注视我们很久了。对他的忽然出现，我显得手忙脚乱。我呆呆地站住了。我们在竹林中间的小路上长久地对峙着。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胆怯，林间的风吹在身上，冷飕飕的。古怪的鸟叫枯叶一样灰暗地飘出来。我想立即回家，但我不敢走过去。
十多年后我仍然不明白，为什么谁都不怕、我也从来没怕过的红旗，在那一刻，竟让我如此畏怯。倘若我们之间的沉默再进行下去，我相信，过不了多久，我很可能会哭出声来。所幸红旗这时候开口了。
红旗指着我，努力用一副大人般的、恶狠狠的腔调骂道：刘家林，二流子！刘家林，二流子！他一开口，我心里的畏怯奇迹般地烟消云散了。我愣了一下，立即反唇相讥，同样粗着嗓子，用大人那种恶狠狠的腔调骂道：鸭子手！鸭子手！鸭子手！红旗同样因为我的咒骂愣了一下，随即，他更加大声地咒骂：刘家林，二流子！刘家林，玩女人！红旗的最后一句话，让我脸红到了耳根，我恶狠狠地朝他扑过去。红旗撒腿就跑。
那天下午，我们一直从村子追到田野。我们在纵横交错无穷无尽的田埂上趔趔趄趄地奔跑，只要拉开一段距离，他就又停下来叫骂一阵。我气喘吁吁地指着他说，有本事你别跑！红旗同样气喘吁吁地指着我说，我不跑，有本事你来抓我。他说话不算话，我快跑到他身边时，他立即兔子一样撒腿跑开了。
黄昏笼罩了大地，天地渐渐暗下来，我们仍旧在田野里奔跑，那时候我们都已经疲惫不堪了，叫喊已经苍白无力。谁都想停下来，谁都不能停下来。红旗不能停，因为我在后面追着他；我不能停，因为我一停就证明我输了。我们已经不像跑，而是像两个一起经历了长途跋涉的难兄难弟。后来我听到李惠云喊我了。我知道李惠云没一会儿就会找到这儿来。我终于停下脚步，撑着膝盖，弓着腰，有气无力地对红旗喊，你别跑了，我不追你了。红旗停下来，大口喘着气，愣愣地瞅着我。黑夜一视同仁地覆盖了我们，我们谁都看不清谁了，我们听着各自的脚步声，朝相反的方向渐渐走远。
第二天下课后，我没跟那三个女孩子出去玩，我转过头，朝红旗望过去。同一时刻，红旗也正朝我望过来。我们的目光接触了羞涩的一瞬间。我心里如沸水般翻滚了好长时间，然后，站起来，朝红旗走过去。红旗也立即站起来。
他盯着我，拿出一副要跑的样子。我羞赧地说，你别跑，我不抓你。他什么话也不说，只是盯着我。我又朝他走了两步，——他昂着头站在阳光下，用挑衅的目光望着我。他跑出去了。那天在学校，头天傍晚的追逐再度上演。起初我一遍一遍地说，我不是要抓你，不是要抓你。红旗不听，他的叫骂越来越起劲，我也火了，也大声骂他。我们在学校里跑得鸡飞狗跳，上课铃响了，同学们才吃惊地看到，我和红旗像两条刚刚从水里捞上来的鱼，湿淋淋地走进教室。
红旗和我彻底分道扬镳了。
下课后他不再一个人窝在教室，我经常看到他蹭到人堆里，跟着张国庆他们，喊那个外号叫作老烟的男孩“大爷”。老烟扭过头跟张国庆说话，对他不屑一顾。老烟不在场的时候，他就喊张国庆大爷。张国庆昂着头，一副受之无愧的样子。
红旗被老烟他们正式接纳，是五年级的时候。
许多男生将教室中间的一排位子搬开。那些位子被侵犯的女生嘟着嘴，敢怒不敢言。男生则完全不然，他们对自己的位子被搬动无一不显出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那时我坐在靠窗的地方。我咬牙切齿地想，只要他们敢动我的位子，今天一定要跟他们打一场，就是输了也要打一场。可我又怕得不行，不是怕打输，但就是怕得不行。幸好他们没动我的桌子。空地腾出来后，我看到了难以置信的一幕。
红旗爬到地板上，老烟让两个男生抬着，骑到他身上。老烟伸手接过张国庆递过来的一根废电线，两只手扯了扯，往红旗屁股上啪地打了一下，神气地大喊一声：驾！红旗仰起头，满脸得意，挪动着双手和膝盖向前爬，爬到墙边，调个头，又爬回来。红旗朝我爬过来。我心里难受得不得了，离开位子出去了。
在教室外，我仍听到那欢快的神气的声音：驾！驾驾！最后我听到老烟学着电视里英雄们的样子，哈哈笑了两声，说，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兄弟了。我转过脸去，看到老烟端坐在椅子上，红旗跪在他跟前，脸上的笑容像小风吹乱的花儿。
正式成为老烟的弟兄后，红旗不再跟以往那样小心翼翼地藏着他的右手了。严重畸形的右手成了他吓唬女生的有力武器。四年级以后，我们从教学楼的一楼搬到二楼，离开了那些“鼻涕成龙”的小孩。下课的时候，许多女生都靠着栏杆，说说笑笑，或眺望楼下操场尽情玩耍的低年级小孩。正当她们全身心投入的时候，红旗悄无声息地挨过去，猛地从裤兜里掏出右手，凑到女生眼前，突然，一晃。女生们猛然看见那么奇形怪状的东西，哇呀一声，吓得连忙躲开。老烟他们站得远远的，发出嘉许的笑声，红旗讨好地望着他们。有一次，他对班里一个特别胆小的女孩子发动奇袭，那女孩见到那只手后，一声没喊，愣愣的，红旗不禁很失望，又在她面前晃了晃那只右手，几乎罩住她的脸。红旗把手挪开，瞪着她，她这才蒙住双眼，哭了，一面哭一面咕噜咕噜地咒骂。红旗这才得意洋洋地一阵大笑，鉴赏着自己奇形怪状的右手，回到对这个恶作剧早已不怎么感兴趣的老烟身边。
十多年后的一个夏天傍晚，我坐在一辆嘎吱作响的公交车上，从二十一岁不可避免地滑向二十二岁。手机响了，是妈妈。妈妈说忽然想起，明天你就交二十二了，妈妈不说话了，似乎很轻地叹了一口气，说你想吃什么买点儿，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啊。妈妈想说句俏皮话，可这话在我听来一点不俏皮。我感觉妈妈又在想哥哥和妹妹了，她总是在时间的某些特殊的节点上想起他们。我说知道了，却再无话。为了打破这难堪的沉默，我很突兀地说起了十多年前这位长了奇怪右手的小学同学，我问妈妈，红旗现在怎样？妈妈愣了一下，说，红旗？怎么忽然问这个？
妈妈说，谁都不晓得他现在怎样，好多年前他就到外面打工了，一直没回来。前段时间，听说他的那只好手被*炸掉了，得了几万块赔偿，他妈到处说，红旗现在是村里最有钱的人了，过些时候就回来盖房子。可至今没见他回来。
挂了电话，我没想象出成为村里“首富”后的红旗，眼前却异常鲜明地出现了这样一个形象，再也挥之不去：小小的红旗前后摆动着孤零零的畸形的鸭子手，微微仰着脸，嘴角浮着怯生生的笑，缓缓地缓缓地朝我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