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全家进了山沟子 隔绝的精神病患者
正文 全家进了山沟子 隔绝的精神病患者 (第1/2页)1969年初，北京卫生系统积极响应茂爷爷，1965年6月26日发表的“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简称“6，26指示”。
北京大批的医务工作者，被迁往全国各地的农村，父亲的单位也不例外，他也在被下放的名额里，这一走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再回来。
母亲知道了父亲被下放的消息，不忍心叫父亲一个人走，也跟单位申请跟父亲一块到农村去，单位很快就批准了母亲的申请，同意他们夫妻一起到农村去，地点由他们自己挑选。
我们虽然居住在北京，但是离老家很近，只有几十公里的路程，我父母也可以回老家去下放，父亲觉得还是回老家比较好，那里毕竟是自己的家乡。
母亲考虑到那里虽然离北京很近，但是，老家归属河北省管辖，也算出了北京市。再有老家的爷爷，三叔他们对我们一家人一直不友好，回老家会有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母亲决定选择，离北京远一点的远郊区去下放，那里毕竟还是由北京市管辖。
父母第一次去那个区县的卫生局报道的时候，那个县的前任卫生局局长可笑到了极点，要把父母分开下放，一个在白河的东岸，一个在白河的西岸。
母亲见这个局长欺负北京来的外来人，也不示弱的指出“既然给我们夫妻分开下放，那就先给我们办理离婚手续，再分工作地点”.
局里好人还是有的，也指责局长没有这样办事的，“人家是夫妻一起来下放的，怎么能给他们分开一个在河东，一个在河西那”，经过母亲的争取，最后那个局长同意了，把父母下放在一个村子里。
几年后听说那个局长得了什么癌症，年纪很轻还不到50岁就去世了，这大概是落井下石的报应吧。
那时社会很乱，把我们几个孩子扔在北京父母不放心，决定带着我们四个孩子一起到农村去。
临走之前，母亲决定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回老家一趟，去跟亲亲们告别。不知道以后什么时候还能再见面了。
第一站，母亲带着我们来到了南巷口，一个表姨家，这里是去奶奶家的必经之路，母亲的意思既然路过表姨家的门口，就进去看一看表姨。
我们跟随母亲来到表姨的家里，表姨家的房间很宽敞，一个大土炕，土炕上没有铺着苇席，只有炕中间的位置有一小块破旧的炕席，有两三个老太太，站在破炕席的边上包饺子，见我们进来了很热情的迎过来，并邀请我们坐到炕上去，有一个老太太端来一碗白开水，叫我喝。
从燕郊走到南巷口，我还真渴了，可是我看见他们家这个样子，我没有接那碗水，我撒谎说不渴。
炕上没有苇席我怕坐一屁股的土，我没有坐到炕上去，我站在屋子的中央，那几个老太太跟母亲说，今天包饺子好像是一个什么日子，，叫我们在他们家吃午饭。
我不同意在他们家吃饺子，我跟母亲说到我奶奶家去吃午饭，有一个老太太见我们着急赶路就去煮饺子，我一看她去煮饺子了，我撒腿往出跑，那个老太太见我跑了，在后边追我，嘴里还喊着“丫头，别跑，吃完饺子再走”。
她越喊我，我跑的越快，我这一跑，母亲赶紧的跟那个老太太说“表姐你别忙了，我们走了，我得赶紧的追她”。
南巷口离我奶奶家很近，只有一条公路之隔，奶奶家在北巷口，我一溜小跑的来到奶奶家，我到了奶奶家真是渴极了，赶紧的到水缸里舀上一瓢水，大口的喝起来。
这时，母亲带着他们哥三也赶到了我奶奶家，一进门母亲说“小妹，你怎么不等吃完饭再回来，跑什么？”，我说“你看她们家多脏呀，连个炕席都没有怎么呆呀，还吃饭那，我可吃不下去·”。
在我们老家，几乎家家靠编织苇席赚钱，农村有个讲，每年的春节，炕上要换一张新的苇席铺上，你家里有没有钱，就看炕上铺的是不是新苇席，我在老家的时候，还经常的帮助三奶奶编织苇席。表姨家的炕上，连一块整的苇席都没有，说明，她们家比我们家还穷。
我们在奶奶家住了一宿，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开始上路前往高楼镇，高楼离我奶奶家有8里地，那是一个大镇，哪里有姥爷，二姥爷一家，表舅，老姨，我还是第一次跟母亲一起回老家，第一次来高楼镇串亲亲。
我们先来到高楼一个给牲口看病的地方，我不知道母亲干嘛要带我们来这里，母亲进到屋子里跟里边的人说着什么，一会母亲出来说咱们在这里等一会吧。
半个多小时以后，从老远的地方看见一个老头，白白胖胖的哈着腰，手里拿着一个拐棍，一步一步的朝我们这个方向走来，他身边是我的五叔，我问道“妈，我老叔身边的哪个老头是谁呀？”母亲说“是你爷爷”。
原来，我爷爷是在高楼给牲口看病的兽医，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今天也是第一次见到爷爷，他也是第一次看见我们姐妹。
他见到我们很高兴，问我们饿不饿，我们还真的饿了，毕竟是血浓于水，我见到他一点也不陌生害怕，我告诉他我很饿，爷爷说，“我这有一碗炖肉，你们一人吃两块，别都吃了，要给我留一点”。
我跟妹妹很遵守诺言的，一人只吃了两块，剩下的全部留给了爷爷，爷爷他胖的走不动路了，还天天的吃顿大肥肉，我真替他担心。
兽医站离我姥爷以前开的大车店很近，他跟我的姥爷认识，我母亲嫁给我父亲，也是他们二老私下给定的终身。
我们看过爷爷，来到了姥爷家，姥爷没有儿子，姥爷的弟弟，二姥爷有一个儿子，就是我的表舅，那个年代，姥爷把二姥爷的儿子，也当亲儿子看待，所以，表舅跟我母亲的关系还是很不错的。
表舅的前妻病死了，表舅又娶了一个老婆，听说这个舅妈，对我的大表姐一点也不好，不是打就是骂，最后还把大表姐给嫁的很远很远的一个地方。
这次我们来，我没有见到大表姐，只见到这个后舅妈生的两个儿子，大儿子脑子有点智障，我们都管他叫傻二，小三是个很聪明的孩子，我姥爷每天就跟傻二一个房间，不过傻二对我姥爷可好了，他管我的姥爷叫大爷爷。
我们从姥爷家出来，来到了老姨家，老姨夫也回家休假来了，老姨夫在北京工作，他是一个皮鞋厂的厂长，我跟他也是第一次见面，他看见我，特别的喜欢我。
我们在老姨家住了一宿，又开始行程，来到了四姨家，四姨家的院子有两家，一家是四姨父的哥哥，再就是四姨，四姨夫在北京前门的一个饭店工作，一个月回家一次。
家里平时只有四姨带着三个孩子，二喜表姐，三哥跟表妹三喜，我不知道他们的大名叫什么，这也是第一次来到四姨家，第一次见到她们。
我们在四姨家住下了，我跟二喜表姐可亲了，也许是我的上边没有一个亲姐姐的缘故吧，见到她就像是见到了亲姐姐，她对我也特别的好就像亲妹妹。
她叫她的朋友们来家看我们，问我会不会跳舞，我跟妹妹很高兴的再大土炕上，光着脚丫子跳起来。
别看我没有练习过跳舞，我在学校里看学校宣传队的学生表演，回家我就模仿宣传队的同学在家自己练习跳舞。
我很大方的跟妹妹给她的朋友们跳了好些的舞蹈，一个大姐姐说“哎呀你们跳得真好，你们要是在我们这里上学，这么会跳舞老师得喜欢死你们”，我们表演完了她们还没有看够。
在四姨家里这是我有生第一次体验到姐姐的爱，也是最后一次，四姨要给我们做年糕吃，我跟二喜表姐，要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买红糖。
那天夜里下了一场很大的雪，我跟二喜表姐，淌着一尺多深的大雪，我们一边走一边玩，树上挂满了树挂，这样美丽的雪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一走到树下，我趁姐姐不注意，用脚狠踹树干，树上的积雪一下子飘落下来，掉在了姐姐和我的身上，她追着打我，我跑得很快，我们一路上，闹着，笑着，追追打打的，感觉时间过的太快了，我们很快的把红糖买了回来。
在四姨家，住了三，四天，我们跟着四姨一起来到了二姨家，二姨是一个小脚老太太，感觉她的个子很高很瘦，也许是我个子太小的缘故，看见谁都很高，我第一次见到二姨，也是最后一次，我们在他们家住了一宿，我连二姨的样子嘟没记住，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又返回四姨家。
那时候，我们去那儿都没有公交车，全靠双腿走路，母亲这边的亲亲看完了，我们又一站一站的返回到奶奶家。
我们返回到奶奶家以后，看见父亲也来到了奶奶家，晚上，不知道什么原因，父亲跟三叔吵了起来，甚至还要动手，是五叔给拉开了，这场武斗才没有打起来。
回到北京以后，我才知道，我们要到农村去，我老姨夫特意从他们的鞋厂买了一双翻毛皮鞋，作为礼物送给我母亲，我母亲拿着这双皮鞋，我们一起反回奶奶家的时候，叫我三叔看见了。
三叔非要把这双皮鞋要过去给他的老婆穿，我姨父送给我母亲的，母亲怎么能转手再送给他老婆穿那，从哪讲也不合适，可是，三叔蛮不讲理，见我母亲不给，还要动手打我母亲，这时，我父亲站出来说到“你敢打你嫂子试试，我都没动过她一个手指头，今天为了这双鞋，你还想打你嫂子”。五叔也看不下去他这样混蛋的三哥，出面把他们拉开了，这场架才没有打起来。
我母亲在他们家也算是老嫂子了，有句老话“老嫂比母”，要是母亲不在了，嫂子就是娘。母亲十五岁就嫁给父亲，那时，五叔还没有出生，四叔还穿着开裆裤，母亲一边帮着我奶奶带孩子，每天还要出三领苇席，父亲负责把苇席卖出去，后来，父亲在天津找了一个豆腐坊，在那里开始学徒做豆腐。
在豆腐坊干了两年，他来到北京寻找工作，正赶上北京护校招生，他便考上了护校，上了三年的护校后分到医院工作。
几年以后，奶奶又生了五叔，母亲的体力劳动并没有减少，一边伺候奶奶的月子，还要编苇席，还要给一家人做饭，母亲实在忍受不了这一家人的繁重劳动，也从奶奶家偷着逃了出来。
母亲跑到北京以后，住在崇文门同村的一个老乡家，那个老乡给母亲介绍了一个牛街的私人被服店，哪家人只有姐妹俩个，她们是回民，母亲每天给她们做针线活。
哪个同村的人，把母亲的户口也给偷偷地迁到了北京，占时落在他们家，后来我们管她叫干姨当亲亲走动。
母亲来到北京一年多父亲才知道，妻子也从老家跑了出来，父亲经多方打听才找到我母亲，我母亲问父亲“你养得起我不，养不起咱们就分手，从此各走各的路”。
父亲没有同意跟母亲分手，而是把母亲接到他的身边，他们在北京租了一间房子，把户口落在了一起，父亲的医院招护士，母亲也来到了父亲的医院，母亲被分到了门诊部，后来他们多次换房，最后换到了哪个大四合院。
他们终于能够在一起正常的生活了，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孩，一出生先天性心脏病，很快就死去了，哪个女孩要是活下来，也是老三届的学生，我也就有个大姐姐了。
几年以后，母亲才又开始生了哥哥，我，妹妹弟弟，他们有了我们四个孩子。
1969年2月的一天，我们一家6口人，终于结束了在北京的生活，一切一切的愉快，不愉快，一切一切不该发生的，却又发生了的事情，在这天全部的画上了句号。
经过一天的长途跋涉，傍晚，我们的车队才到了父母被下放的地方，北部深山老区的一个村庄，这个村庄就是包山镇下属的河边村。
村里事先没有给我们预备现成空置的房，大队干部不知道我们的到来，还是一个老乡给我们临时腾出一间东房。
老姨夫也跟着来送我们，早晨，在城里的时候，他给我们几个孩子照了很多的照片，到了山里，他又给我们照了很多，东西搬完后，他跟着车又返回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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