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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2年8月，拿破仑指挥约17万法军，与俄军在斯摩棱斯克展开攻防战；战役的结果是法军虽然驱退了敌人，但并未能彻底的击溃他们；这使俄军获得了向法军反扑的机会，并最终演成法军在俄罗斯溃退的惨败结局。
　　
　　在历史的转轮上，总有些时刻被戏剧性的重演。
　　
　　1941年的初秋，斯摩棱斯克再度成为战争双方拉锯的战场；从7月10日开始，德军中央集团军群与苏军西方面军鏖战于此。经过近二十天的血腥战斗，苏军虽然在反攻过程中未能取得显著战果，却打破了中央集团军群对莫斯科的进攻企图，同时迫使德军在7月的最后一天于西向转入防御，而将主攻方面转移到南侧。
　　
　　同一天，随着朱可夫的到达，预备队方面军随之组建。Kulik去机步师指挥部报到的时候，少将师长出乎意料的先对他打招呼：“kulik中校？我记得你。”
　　
　　这实在是一个相当尴尬的场面，面对一个军衔高自己不止一级的长官的热情问候，kulik中校竟然一时想不起对方是谁。
　　
　　少将继续说：“我看到名单的时候还在想，这个名字有点熟悉；哦，你竟然不记得了？在诺门坎，你带着预备队的一个团跑来友军地盘打主攻，最后还要我出面打圆场？”
　　
　　Kulik扬了下眉毛——他想起来了：“platov将军？”
　　
　　1939年，面对入夏以来诺门坎地区不断升级的边境冲突，克林姆林宫决定以果断的还击保障后方的稳固。而对远东虎视眈眈的日本陆军，在那里接受了自明治维新以来的第一场完败。
　　
　　那年8月底，苏军的机械化部队全线反击；关东军被分割包围，其中第23师团被苏军坦克集群包围，许多日军联队军官在绝望中剖腹自杀，这一师团最终几乎全军覆没。
　　
　　platov所说的就是这场战斗。
　　
　　当时，在苏军完成了对此一部关东军的合围之后，已把日军压缩到一个相当狭小的区域之内；集团军经过研究得出的结论是，部署于东面的第3摩步师无法独立完成对日军防线的突破：“为了保证在预定时间内完成战斗既定目标，参谋部从预备队再抽调一个机步团的部分兵力给你们。”
　　
　　毫无疑问的，这一结论令3师师长很不高兴，他对机要秘书抱怨说：“这是怎么了？我们没有超过敌人3倍以上的兵力就不敢开战了吗？”
　　
　　正是在这样的状况下，当Kulik带着部队到达攻击位置后，发现友军并没有表现出他们预想中的欢迎态度，这让人们感到不满。而对方似乎也因为看到增援部队的军官是个清秀的年轻人而感到失望，在kulik要求分配一个攻击方向的指挥权时，他们态度强硬的说：“对不起，攻击位置的安排已经满了。”
　　
　　在场的人都明显的感觉到，指挥部里瞬时充满了极不愉快的气氛；kulik听完这番话后冷淡的说：“既然没有攻击位置，我带部队去打阻击。”
　　
　　据说，关于指责kulik自由主义的口水官司当即一路打到集团军参谋部，最后双方军参谋长不得不出面调停；解决方法是第3步兵师带有示威性质的让出了正面的攻击位置，“请你们担任主攻。”
　　
　　事实上，当时战场的状况并非特别乐观；3师除了要突破正面之敌的防守，还需要阻击来自背后右翼一支机步化中队的进攻；这支机械化部队驰援而来，意图与包围圈内的关东军双向对进以打开包围圈的缺口。
　　
　　在总攻发动前的动员会上，Kulik周围满是带着冷眼旁观意味的目光；在这种目光中，他走上台说：“集团军首长信任我们，兄弟部队信任我们；这一仗是为了苏维埃在远东的和平后方！”内容简短而几乎谈不上什么煽动性，但语调沉着，态度坚决，让人印象深刻。
　　
　　“我想你并不知道自己当时处境其实还很危险。”platov对kulik说。
　　
　　事实上，当kulik的部队孤军犯险的突破了关东军防线的时候，阻击部队一度差点因为准备不足而在关东军的猛烈进攻下陷于崩溃；负责阻击的团长甚至向集团军打电话，要求跟随在预备队之后的3师部队掉头支援他们的阻击防线，而这种部署上的改变极有可能陷kulik于后继无援而被包围的险境。
　　
　　“幸亏当时阻击部队里有个参谋，我有点忘记他叫什么来着？反正当时他极力说服团长用负责团指挥部警卫的一个连在非常短时间内组织了一次反突击，迫使日军暂时后撤放缓了攻击，争取到部队重新组织防御的时间。”
　　
　　“Abt,AlexanderAbt，”Kulik说，“从这个角度上说，我可以说是他救了我。”
　　
　　“也不能这么说，救了你的还是你自己；我记得当时你和你部队的表现很凶悍，在最初的突破之后又迅猛的转向两侧突击，使面向我们的日本人防线被完全撕开；这个局面为你赢得了第3师的尊重，也使后续部队可以迅速通过攻击区域。”platov深深吸了口气，“这些往事回想起来还是很让人激动，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