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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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勇说：“连长，说实话，以前我还真小瞧了你。我早听别人说过，你是走后门儿参军的，我对后门儿兵还真有点儿成见，没想到上了战场，你打得还真猛。遭伏击时，要不是你带头冲上去，咱们非成了活靶子不可。没说的，我孙勇佩服你，在你手下当兵真痛快。”
　　
　　孙勇告诉他，团里已经给他报了一等功，马上就要批下来了。军人们都知道一等功的分量，即使是在战场上作出了比较突出的贡献，也未必能获得一等功的荣誉。因为多数的一等功臣都是阵亡以后得到的追授，像袁军这样还活在世上的一等功臣不是很多。
　　
　　要是在以前，袁军听了这些话肯定会很得意，作为一个连长，能得到自己连队的战士的敬佩，这应该是件很荣耀的事，尤其是在和平时期，不是每个当连长的军官都能使手下的士兵佩服，只有上了战场才能检验一个军官的综合素质。其实，早在孙勇来之前，军里一些首长来看袁军时，就已经向他透露了坦克团党委向军里给他报请一等功的事，而军里也把他的名字报到了军区政治部。据说整个A军的连级干部中，他是唯一的报一等功的人。但是今天，这些事对袁军已经不重要了，这是他一生中第二次和死神擦肩而过，从战争的血与火中走过来的他，对生命好像有了一种新的认识，把一切都看淡了。
　　
　　袁军只盼着伤能快一点好，等出了院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连队里阵亡弟兄们的家挨个看望一遍。第二件事是回北京探亲，因为周晓白已经在一年前调到北京的总部医院去工作了。袁军还想给钟跃民写封信，如果钟跃民方便，最好也能回京探亲。他很想念周晓白和钟跃民，至于郑桐倒用不着他操心。1977年第一次高考招生，郑桐和蒋碧云都毫不费力地考上了大学，现在都在北京上学呢。袁军不知道钟跃民这次是否参战，但他丝毫不为钟跃民担心，因为钟跃民那家伙鬼精鬼精的，当年打架就很少吃亏，除了脑袋上蹭破点儿皮外，他身上连个疤都没有，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袁军绝对相信，钟跃民即使上了战场，也照样会神气活现地回来，连根汗毛也伤不着。世界上就有这么一种人，出奇地幸运，同样的境遇，别人死了10次，钟跃民也死不了。
　　
　　钟跃民向营教导员请了假，他到医院陪了张海洋两天。张海洋被送到医院后，经过输血抢救已经没有危险了，但是人还很虚弱。他见了钟跃民很兴奋，第一句话就是可怜巴巴地问：“跃民，你能陪我几天？”
　　
　　钟跃民不客气地说：“这是什么话，是爷们儿说的话吗？可怜兮兮的，你又不是我老婆，怎么老惦着让我陪？”
　　
　　张海洋的自尊心大受伤害：“你他妈的不愿陪就滚，老子有那工夫还不如跟女护士套磁呢。”
　　
　　“哎，这话说得还像条汉子。我说呢，咱们张参谋总不能负了点儿伤就没有男人气概了，伤口不是在肩膀上吗，又不是把‘老二’被打掉了。”
　　
　　张海洋笑了：“你这孙子，嘴里就没好话。满囤怎么样，他怎么没来看我？”
　　
　　钟跃民沉默了，他不知该不该把吴满囤阵亡的消息告诉张海洋，本想等他的伤好一些再告诉他，可张海洋却主动提起，让他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钟跃民削了个苹果送给张海洋：“哥们儿，先吃个苹果。”
　　
　　张海洋接过苹果咬了一口：“说呀，满囤呢？”
　　
　　钟跃民咽了一口唾沫，很困难地说：“海洋，我说了你不要难过，其实在你负伤的时候，满囤就牺牲了……”
　　
　　张海洋“噗”的一声吐出苹果放声大哭起来。钟跃民默默地看着他，用手巾帮他擦掉身上的苹果渣。
　　
　　张海洋哭得喘不过气来：“怎么搞的？那时候战斗已经快结束了……我看见他跳进堑壕了……你说，谁死也不该他死呀……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呀……这一大家子，以后怎么过呀……10年了，整整在一起10年了，就这么一下子，人就没了……这么好的一个人，就这么没了……”
　　
　　钟跃民吼了一声：“别哭啦，打仗能不死人吗，你不是也刚捡了一条命吗？我也一样，要不是童铁林吸引了敌人的火力，我也早躺在210高地上了。你他妈别哭了，哭得我……”他的话没说完，眼圈也红了。
　　
　　宁伟准备休探亲假回北京，这天是休息日，他向连长钟跃民请了假，他要上街看看，顺便给老母亲买点儿土特产。钟跃民当即批了他的假，通过这次突袭行动，钟跃民对宁伟赏识有加，怎么看怎么顺眼。宁伟在战场上的表现证明他是个优秀的军人，他的反应速度、心理素质、技战术水平都是一流的。钟跃民认为，要是他手下的几个排长都是宁伟这种水平的军官，那这个连队就太好带了。这次战后总结，宁伟被评为二等功，他是连队里唯一一个没有争议的二等功臣，全连的干部、战士都认为宁伟的二等功是货真价实的，钟跃民甚至认为评二等功都委屈了他。他为宁伟提干的事专门找了政治部，政治部的李主任已经向钟跃民透露，宁伟提干的任命马上就会下来。
　　
　　钟跃民觉得有必要先和宁伟透透风：“宁伟，我先给你透个信儿，你可别把我卖了，政治部的李主任说了，你的提干报告已经报上去了，估计没什么大问题，等你探家回来，差不多也该宣布了。”
　　
　　宁伟说：“谢谢连长，你放心，我会好好干的。我觉得这辈子只有当军人最适合我，要是离开部队，我还真不知道该干什么。”
　　
　　钟跃民说：“别谢我，我也是不图利不早起，提干命令下来后，你就给我带一排，我也好省点儿心，将来你接了我的位子，我也好放心转业了。”
　　
　　宁伟不爱听了：“连长，你说这话我可真不爱听。俗话说，水大漫不过桥去，就算有一天我当了连长，那你没准儿都当了团长，我永远是你手下的兵。”
　　
　　宁伟的运气实在是很糟糕，当年钟跃民等人提干时根本没费什么事，那时的军官只能从老兵中选拔。谁知到了宁伟变成老兵的时候，提干的标准变了，原则上不再从士兵中选拔军官。要不是这次对参战部队有了特殊政策，宁伟就只有卷铺盖回家了，他总算等上了末班车。
　　
　　宁伟自己也发现，命运是个很奇妙的东西，有时往往一件小事就能使你的命运走向发生逆转。他常常奇怪自己不知得罪了哪位真神，命运总在关键时刻和他开个残酷的玩笑。要是早知道他今天上街的结果，打死他也不会请假，要是今天在营房里和战友们玩扑克，他这辈子也许还能混个师长、旅长的干干，至少不会被撵出部队。
　　
　　那天宁伟背着挎包在大街上边走边看，他发现了一个卖红枣的摊位，便想给母亲买些红枣。他正在和摊贩讨价还价时，就听见一阵女人凄厉的哭喊声，宁伟警觉地站起来。
　　
　　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满脸是血，跌跌撞撞地跑着，一个身材魁梧、面相凶恶的男人拿着棍子追上来，满脸是血的女人被那男人一棍打倒，那男人继续凶狠地用棍子毒打女人，女人被打得在地上乱滚，连连发出惨叫……
　　
　　宁伟冲上去，一把抓住那男人的棍子低吼道：“住手！为什么打人？”
　　
　　那男人拽了几下棍子，棍子牢牢地被宁伟攥着，纹丝不动。男人气急败地挥起一拳，打中宁伟的鼻子。宁伟的鼻子流血了，他立刻大怒，飞起一脚踢在那男人的软肋上，男人惨叫一声，飞出3米多远，狠狠地摔在地上。
　　
　　宁伟扶起挨打的女人，那女人却突然一头撞向宁伟，嘴里大骂着：“当兵的，你凭什么打我男人？我挨打我乐意，你管什么闲事？我和你拼了……”
　　
　　宁伟没提防，被女人一头撞在腹部跌倒……
　　
　　宁伟这次的祸惹大了，那个打老婆的丈夫被他一脚踢断了3根肋骨，内脏也受了伤。这件事是牵扯到军民关系的重大问题，地方政府和军政治部都很头疼，因为那个挨惯了丈夫毒打的女人不依不饶，非要部队领导给个说法不可。钟跃民和营里的孙教导员这几天就像孙子，每天提着水果去医院看望伤员，任凭那女人没完没了地数落。他和孙教导员赔着笑脸，已经把好话说尽，却仍然得不到谅解。钟跃民没受过这种鸟气，他私下对孙教导员说：“我终于明白她为什么挨揍了，这娘们儿是欠揍，连我都想揍她。”
　　
　　孙教导员说：“行啦，钟连长，本来这事就够棘手的了，你就别跟着添乱了。从明天起，你就别跟我去医院了，我早就看出来了，你赔着笑脸和那女人说好话时，拳头都攥紧了，我真担心你控制不住。哼，宁伟可真是你带出来的好兵。”
　　
　　在经过一轮艰苦的谈判后，事情终于解决了，由地方政府斡旋，部队赔偿了一大笔钱，那女人还提出两个额外的条件：一是要把住房翻新一下，二是要部队给宁伟判刑。第一个条件倒好解决，让钟跃民带着一连的战士去盖房就是了。第二个条件就难办了，按理说，宁伟的行为是见义勇为，从法律角度看，即使是打老婆也是违法行为，宁伟作为一个军人，在他人的生命受到威胁时，理应站出来制止，部队也应该提倡和鼓励这种行为，关键在于宁伟那一脚太厉害，竟把人踢成了重伤，这样就使问题复杂化了，要是仅凭这一点把宁伟判了刑，部队干部战士的工作就很难做了，今后谁还敢见义勇为？总不能要求军人们在制止不法侵害的时候，还要求对方出示结婚证吧。
　　
　　最后政治部的李主任亲自出马调解，双方都作了让步才把此事摆平。部队的承诺是将宁伟作复员处理。受害人一方表示可以勉强接受，不再追究了。
　　
　　宁伟的命运就这样被改变了。
　　
　　处理决定下来的那天，钟跃民拒绝由他来宣布，否则他也要求转业。一连的指导员吴满囤阵亡后，新的指导员还没有派来，指导员的工作一直由钟跃民兼任。孙教导员百般无奈，只好自己来一连向宁伟宣布处理决定。
　　
　　对宁伟的处理决定还没宣布完，一连的战士们就炸了窝。他们轰的一下全站了起来，把孙教导员吓了一跳。这些刚从战场上回来的士兵脾气暴躁得很，威信稍差些的干部根本约束不了他们，孙教导员求救似的看着钟跃民，钟跃民只好吼了一嗓子，这才压住阵脚。
　　
　　在一连连部，宁伟双手抱头，沮丧地坐在桌子前，一声不吭。
　　
　　钟跃民和连里的几个排长站在一旁。
　　
　　孙教导员怒气冲冲地说：“宁伟，我知道你委屈，可你也不想想，就算你是见义勇为，你也得问清楚再管呀。这下可好，一脚把人家3根肋骨都踢断了，人家不依不饶的，政治部李主任亲自去做工作，嘴皮子都磨破了，人家还是不干。你这个宁伟，怎么一点儿脑子都没有？一出手就这么狠，你那一脚能踢断一棵小树，能随随便便踢人吗？你这祸可闯大啦。”
　　
　　钟跃民话里有话地说：“那娘们儿就是挨揍挨惯了，不挨揍都不舒服，你非要去管闲事，这下管出麻烦了吧？”
　　
　　二排长说：“教导员，这事儿我也想不通，要是让我碰上了我也得管，那家伙拿棍子把人打得满地乱滚，简直就是行凶杀人，稍微有点儿正义感的人都会管的，谁知道人家是两口子呀？”
　　
　　孙教导员说：“行啦，二排长，你就别跟着添乱了，上级要是听咱的，不就没事了吗？问题是这件事咱们谁说了也不算，是政治部决定的。”
　　
　　宁伟突然伤心地哭了：“连长、教导员，我求求你们，替我向上级说说，别让我复员，我实在舍不得离开部队，哪怕不提干，继续当兵我也愿意。”
　　
　　钟跃民不忍地说：“教导员，咱们一起去政治部找李主任求求情行不？宁伟是我们连最好的代理排长，各项军事技术都过硬，这次作战又立了二等功，提干的命令也快下来了，不能就这么把前程给毁了呀。”
　　
　　孙教导员神色黯然：“宁伟，我何尝不想留你，该说的我都说了，我甚至拿党籍、军籍担保，求政治部放你一马，我保证宁伟会吸取教训。可这没用，政治部的决定是不可能更改的，李主任还把我批了一顿。”
　　
　　钟跃民情绪激动地嚷道：“那就这么完啦？好好的一个兵，犯了这点儿事，就把人家轰出部队了？”
　　
　　二排长小声骂道：“这个李主任真他妈的……”
　　
　　孙教导员喝道：“住嘴！二排长，我看你嘴上也缺个把门儿的。”
　　
　　钟跃民难过地说：“宁伟，这件事怨我，我要是不批你假，就不会有这事了，我对不住你呀……”
　　
　　宁伟擦干眼泪站了起来，神色平静地说：“连长，是我命不好，赶上这件倒霉事了，我没什么可抱怨的，复员就复员吧，我认命了，谢谢各位。”
　　
　　大家都不说话了，所有的人都表情复杂地望着宁伟。
　　
　　这年年底，宁伟等一大批老兵都复员了，随之又是一批新兵拥进军营。此时钟跃民也向上级递交了转业报告，谁知被上级驳回，还捎带着一顿批评，这使他很恼火。
　　
　　有一次，他去司令部大楼找张海洋，结果在楼道里碰见政治部的李主任，李主任和钟跃民很熟，他见到钟跃民很高兴，还热情地邀请钟跃民去他办公室坐坐。钟跃民一见李主任情绪不错，便以为有机可乘，于是旧调重弹：“李主任，我还想和您谈谈关于转业的问题。”
　　
　　李主任一听就收敛了笑容：“谁想转业？”
　　
　　“我想转业。”
　　
　　李主任火了：“胡闹，这会儿和我谈转业的事，亏你想得出来。当兵不是逛公园，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转业不转业不是你说了算，是组织说了算，想在部队长期干的，组织未必让你干，不想干的，组织未必同意你走。钟跃民，我现在就可以代表组织向你明确表态，想走？没门儿，你就给我老老实实在部队干吧。”
　　
　　李主任转身走了，钟跃民站在那里发愣。
　　
　　张海洋在一旁幸灾乐祸地说：“得，捅了马蜂窝吧，这身军装就这么好脱？李主任的意思你明白吗？想走的，部队偏不让你走，等你不想走了，部队就该轰你走啦。”
　　
　　钟跃民在李主任那儿碰了一鼻子灰，自然没好气：“你幸灾乐祸什么，你不是也要调到北京总部机关去吗？”
　　
　　张海洋说：“没戏了，自从去年我父亲去世以后，调北京总部的事就黄了，人一走茶就凉，以前答应帮忙的人现在连电话都不接了。算了吧，我也不想调了，凑合着混吧。”
　　
　　钟跃民一听便兴奋起来：“不调了？那好，明年跟我一起打报告，咱俩一起转业，这回你得听我的，当初要不是你和满囤藏起了老子的裤衩，我何至于现在求爷爷告奶奶……”
　　
　　一提起吴满囤，两个人都沉默了。满囤阵亡后，钟跃民和张海洋费了不少周折，他们把满囤的大弟弟满仓弄到部队当兵，不过满仓可没有哥哥幸运，他只能当几年兵就复员，永远没有提干的可能。本来钟跃民打算把他安排在自己的连队，也好照顾一下，但满仓只上过一年学，基本上是个文盲，要不是沾了烈士亲属可以破格入伍政策的光，他连兵都当不成。侦察分队对士兵的要求比较高，满仓实在不适合留在一连，于是被分到工兵营。钟跃民和张海洋还定期地给满囤的父母寄些钱和军装，他们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情绪归情绪，但工作是不能不干的，而且还要干好，钟跃民不会因为闹情绪就把连队的工作扔在一边不管。结果是他干得还不错，侦察营的3个连队里，一连的各项工作总是第一。上级认为，钟跃民带兵还是有一套的，虽然这个连长毛病很多。
　　
　　在上级主官的眼里，这家伙是个典型的另类人物，他很少对士兵进行传统教育，有时还嘲笑指导员的工作方法。如果战士们对上级领导有什么不满的话，钟跃民不但不制止，还会和战士们一起大发牢骚。1979年的战争结束后，钟跃民被前指首长指定授予二等功。谁知过了些日子，政治部听到有人反映，钟跃民竟把军功章给一个来队家属的孩子玩，那孩子玩着玩着居然把军功章给玩丢了。指导员当时就急了，要发动全连战士去找，钟跃民却轻飘飘地说：“丢就丢了，谁戴不是戴？‘**’那会儿的纪念章都是抢来抢去的，我就没少抢人家的纪念章。”
　　
　　指导员说：“这是纪念章吗？这是荣誉，而且是最高的荣誉。”
　　
　　钟跃民说：“扯淡，就是纪念章，你要喜欢，找着了你就留下，我送你了。”
　　
　　政治部李主任听到这些事的时候气得浑身哆嗦，把钟跃民叫到政治部大骂了一顿。钟跃民一脸无辜：“李主任，这好比我丢了钱包，结果警察没抓着小偷倒把我抓了，要我承担责任，这不是不讲理吗，我招谁惹谁了？”
　　
　　钟跃民也觉得奇怪，命运总和人开玩笑，那个倒霉的宁伟如此热爱军人这个职业，可到头来军队却不能留他，而自己数次要求转业，偏偏军队却不放，不但不放，职务还不断地变动，先是当了副营长，后来又扶了正，成了侦察营的营长。在这期间，钟跃民还数次带领侦察分队去边境地区参加轮战。
　　
　　钟跃民的职务最后一次调整是因为军侦察营的建制撤销，他指挥的原军侦察营改为军区直属特种侦察大队，钟跃民被任命为大队长。虽然他的职务还是正营职，但他所指挥的部队性质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它不是以前的普通侦察分队了，而是一支地地道道的特种部队了。
　　
　　特种侦察大队成立后，特种兵的装备及训练科目也有了很大变化，以前的侦察营连钟跃民都算上，谁也没受过伞降和机降训练，而现在这些训练项目是每一个成员都必须掌握的。不只这些，部队还装备了火箭式单兵飞行器和动力翼伞，这些新式装备是老侦察兵们以前听都没听说过的。身为大队长的钟跃民不光要训练部队，连他自己也需要重新接受训练，转业的事只好先放下了。
　　
　　1977年年底，郑桐以绝对的高分考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蒋碧云的成绩也不错，她如愿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到了1981年，郑桐和蒋碧云经过4年的大学生活顺利地毕了业，郑桐被分配到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蒋碧云被分配到一所中学当语文教师。
　　
　　郑桐到单位报到后，人事部门按惯例告诉他，新分配来的大学生报到后有一个星期的假期，可以处理一下个人的私事。郑桐打算利用这段假期和蒋碧云好好亲热一下，这几年两人离多聚少，又不在一个学校，很难有时间在一起。郑桐觉得实在难熬，他曾和钟跃民通过长途电话，郑桐在电话里发牢骚，说自己简直成了和尚，过着晨钟暮鼓、清心寡欲的生活。电话那边的钟跃民一听就火了：“你还是和尚，那我他妈成什么啦？我他妈的快变成中性人了，军营里连母猪都看不见，就别提女人了。孙子，你知足吧。”
　　
　　郑桐告诉妹妹：“咱们都对对表，现在是上午9点，从现在起，直到22点之前，家里就是出了人命也不许回来，听见没有？”
　　
　　妹妹郑岚挖苦道：“哥，我看你眼里都发绿光了，就像一只饿了很久的老狼一样。”
　　
　　郑桐坦然道：“没错，你哥我饿了十几年了，眼睛当然绿了。”
　　
　　郑桐为今天的幽会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可到底也没能如愿。蒋碧云打来电话：“郑桐，有兴趣看看画展吗？”
　　
　　“那要看看是什么级别的画展，要是年画、剪纸什么的就算了。”
　　
　　“告诉你，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法国罗浮宫藏画展，再有两天就结束了，你去不去？”
　　
　　“去！”郑桐立刻从沙发上蹦了起来，“本来我打算今天和你好好亲热一下，没想到赶上了罗浮宫的藏画展。罢了，罢了，还是去看画展吧，那种事以后还可以补，要是错过了罗浮宫的藏画展，可是没地方补去。”
　　
　　罗浮宫的藏画展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办在美术馆，而是办在北京展览馆，看画展的人在售票窗口前排成长队。郑桐和蒋碧云到的时候，长队排出足有500米，两人排上队以后，郑桐就想起了1968年他们排队买芭蕾舞票的往事，回忆起当年的情景，郑桐真有恍如隔世之感。
　　
　　展览厅里人很多，看来都是些比较懂行的人，他们知道罗浮宫藏画的艺术价值，也知道机会难得，也许这辈子只有这一次机会，毕竟能去巴黎参观罗浮宫的人不多。郑桐和蒋碧云看得很仔细，郑桐看着看着竟骂起人来，他认为罗浮宫的管理机构在糊弄中国老百姓，最有名的画都没拿来，只展出了一些二三类作品，比如最有名的《蒙娜丽莎》居然是复制品，还展出了一座米开朗琪罗《大卫》的复制品雕塑，说是复制品都高抬它，原作是用花岗石雕成的，你哪怕是用花岗石照原样再雕一个，也让咱没话说，可这件复制品竟然是用石膏浇铸的。郑桐大为恼火，这座雕塑的真迹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一个广场上竖着呢，又不是你罗浮宫的藏品，你跑到这儿充什么大尾巴鹰？你哪怕是把路易十六的马桶拎来，只要是真迹，也好歹是个文物，有这么糊弄人的吗？
　　
　　这次画展中，只有法国新古典主义画家大卫的名作《马拉之死》是最有名的油画，是不是真迹不好说，但至少没有标明是复制品。画面上的马拉赤身躺在浴盆里，鲜血从创口中涌出，已经死去的马拉脸上带着一种绝望的表情。
　　
　　一个穿西装的中年男人带着几个年轻人站在油画前评头论足，听他的口气，好像是美术学院的老师在给学生讲解。于是郑桐和蒋碧云也成了他的学生，两人老老实实地站在一旁听这位老师讲解。
　　
　　“我认为画面上马拉的形象是作者按照马拉真实的相貌创作的，因为大卫和马拉是同时代的人。大卫生于1748年，到1793年马拉遇刺时已经45岁了。注意，他只比马拉小5岁，而马拉当时是巴黎的名人，经常在群众集会上讲演，巴黎的市民几乎都见过他，画家大卫显然也熟悉马拉的相貌，也幸亏是大卫把他画下来了，不然我们今天怎么会知道马拉到底长的是什么样子呢？那时还没有发明照相机嘛。大卫是法国新古典主义的代表，皇家学院院士，早期作品还带有洛可可风格，后来转为古典主义，这是他最重要的作品。同学们请看，这幅油画以极为简洁的古典手法成功地将肖像的描绘、历史的精确性和崇高的悲剧性结合在一起，有力地突现了这位‘人民之友’的英雄主义特征，成为纪念碑式的现实主义历史画名作……”
　　
　　郑桐突然小声说了一句：“误人子弟……”
　　
　　那位老师和几个学生都把目光投向郑桐，从他们的眼光中可以看出，他们对这位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人出口不逊表示出一种无声的愤怒。
　　
　　郑桐若无其事地对蒋碧云说：“走吧，这儿的空气令人窒息。”
　　
　　两人刚走出几步，后面那位老师说话了：“那位先生，请留步。”
　　
　　郑桐和蒋碧云停住脚步转过身来。
　　
　　“这位先生，请您对刚才的话作出解释，我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冒犯了您，使您作出如此粗鲁的反应。”
　　
　　郑桐扶扶眼镜：“您真想知道？”
　　
　　“当然。”
　　
　　“那好，首先我得向您道歉，请原谅我出口不逊，对不起。不过您刚才对您的学生讲到的对马拉的评价很不入耳，坦率地说，您在误人子弟。”
　　
　　“哦，愿闻其详。”
　　
　　“您凭什么认为马拉是个英雄？我看他不过是个嗜血者，除了被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暴民所爱戴，稍有理性的人都认为马拉是个刽子手。说到英雄，我认为恰恰应该是刺杀马拉的人——夏洛蒂·科黛，她才是英雄。”
　　
　　一个女大学生说：“先生，我对法国大革命不太了解，教科书上说它是最彻底的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而马拉是当时雅各宾派的领袖之一，是被称为‘人民之友’的英雄。如果您有不同的看法，可以和我们探讨一下。”
　　
　　“可以，首先我要讲明的是，‘人民之友’并不是马拉的称号，而是马拉在1789年创办的一份报纸。不错，《人民之友》是为底层民众说话的，但是由于它的非理性，也将底层民众的破坏欲煽动起来，最后演变成暴民政治。1790年以后，马拉开始抛弃自己原先标榜的自由平等理念而倡导独裁，并且鼓吹革命恐怖，此时杀戮成了主要目的。1793年是法国大革命的一道分水岭，雅各宾派的领袖罗伯斯庇尔、马拉、丹东等人开始着手清洗反对派，推翻吉伦特派，由马拉自任**，成立了公安委员会，开始了血腥的恐怖统治时期。在这一时期，大约有40万人被处死，没有正常的审判程序，任何人的一句诬告都可以将一个无辜的公民送上断头台。诸位应该感到庆幸自己没有生活在那个时代，不然凭诸位先生小姐的气质、谈吐、衣着及所关注的问题和谈话方式，就可能会被当作贵族送上断头台。如果仅从底层民众对事物的好恶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那就太可怕了。我们可以作一个荒唐的假设，假如马拉先生复活了，而且嗜血的恶习未改，他现在正藏身于北京某个胡同里为《人民之友》撰写文章。马拉先生固执地认为，今天来参观画展的人都是人民的敌人，因为他们的这种爱好和底层民众的思想感情格格不入，并且出身可疑，即使不是贵族，也不会来自底层民众。如果杀掉这些倒霉蛋就可以使人类获得幸福的话，那何乐而不为呢？不知各位是否愿意为了人类的幸福做那被献上祭坛的羔羊。”
　　
　　那个老师不以为然地反驳道：“对待历史，要看它产生的后果，您不觉得马拉和罗伯斯庇尔给世界带来民主和自由的声音，促进了未来整个欧洲民主化的进程？”
　　
　　郑桐说：“对不起，您混淆了概念，是法国大革命促进了欧洲民主化进程，而不是马拉等人，他们不过是法国大革命时期一段血腥暴政的代表人物而已。雅各宾派的暴政统治只维持了一年多，马拉等人已经成为一个血腥的集体犯罪集团。他们号召人们起来屠杀，点燃人们的仇恨之火，煽动人们的极端无政府主义狂热，他们以自由的名义剥夺无辜公民的自由，以平等的名义屠杀贵族，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践踏法律，践踏人类的尊严，践踏人类至高无上的生命权。至于对法国大革命的评价，我同意一位历史学家的观点，他认为：就当时的法国而言，它是反人权的暴政。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事件不应看它是否给未来和旁观者带来福音，而应看它是否给当时其本地域和当时代的人们带来福祉，因为人权是指当时当地的人权，而不是指未来的人权，也不是旁观者的人权。”
　　
　　那位老师说：“可是……先生，从我接触到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资料来看，它丝毫没有表现出您所说的血腥气，只是说到群众把国王路易十六和王后送上了断头台……”
　　
　　郑桐不客气地打断他的话：“所以我觉得您在误人子弟，您要明白，教科书只能代表一种观点，而未必是历史的真实。您为什么不多看一些资料？像米涅的《法国革命史》、霍布斯的《利维坦》、博洛尔的《政治的罪恶》这些书，国内都有译本呀。”
　　
　　“等等，请允许我把书名记下来，我要读过以后再得出自己的观点，因此您刚才说的也只能是您的一家之言。”
　　
　　“我欣赏您此时的治学态度。顺便问一句，看您的岁数，‘**’初期您已经当教师了吧？”
　　
　　“那时我刚参加工作两年。”
　　
　　“您是否被运动触及了灵魂？遭到过暴力攻击吗？”
　　
　　“当然，那时候当教师的大都在劫难逃，挨斗和挨打是免不了的。”
　　
　　“那我提醒您注意，如果您还认为暴民政治的鼓吹者和嗜血者是英雄的话，并且继续把这种观点灌输给学生，那么您将来免不了还要挨揍。一个健全的社会应该是一个法治社会，一个重视人的尊严和生命的社会。对不起，我的话有点儿尖刻，请您不要介意。”
　　
　　郑桐和蒋碧云走开了。
　　
　　正当钟跃民忙着闹转业的时候，袁军却意外地发现，有时天上也会掉下馅饼。
　　
　　坦克三营营部的电话突然在夜里两点的时候响了，袁军猛地从床上坐起来，这么晚的电话肯定是有大事。他抓起电话：“喂，我是三营营长袁军。”
　　
　　电话里传来周晓白低低的声音：“袁军，我是周晓白。”
　　
　　袁军惊讶地问：“你在哪儿？”
　　
　　“我在医院值班室，袁军，我想问你一句话。”
　　
　　“你说吧。”
　　
　　“以前你对我说过，想把咱们之间关系再向前发展一下，这句话现在还有效吗？”
　　
　　袁军严肃起来：“当然，永远有效。”
　　
　　“那好，现在我同意，袁军，咱们结婚吧。”
　　
　　袁军惊讶地张开嘴：“结婚？马上？是不是太急了些？”
　　
　　“你不愿意吗？不愿意就明说。”
　　
　　“不是这个意思，我当然求之不得，问题是我一点儿心理准备也没有，因为在几分钟之前你我的关系还是一般朋友，而你突然提出要做我的未婚妻，连让我适应一下的时间都不给，我怎么有点儿做梦的感觉？”
　　
　　周晓白轻声说：“咱们认识多少年了，还用再了解吗？以前你向我提出过，我说要好好考虑一下，现在我考虑成熟了，你又觉得突然了，要不咱们就假装刚刚认识，再接触它几年？”
　　
　　袁军忙不迭地说：“我又没说不愿意，你怎么又不高兴了？总得让我请假吧？我是一营之长啊，能说走就走？我马上去找团长请假，应该没问题，我今年的探亲假还没休呢。”
　　
　　“那好，你马上请假，我等你。”
　　
　　袁军放下电话，一阵发愣。
　　
　　刚被吵醒的营教导员揉着眼睛问：“怎么了？家里出事了？”
　　
　　袁军若有所思地回答：“是出事了，出他妈大事了。”
　　
　　蒋碧云走出很远后回头看看，发现那位老师和几个学生还在望着他们。
　　
　　“郑桐，刚才我怕露怯，没好意思问。我也看过《法国革命史》，怎么对刺杀马拉的那个夏洛蒂·科黛一点儿印象也没有？”
　　
　　“那是个24岁的姑娘，她受的是传统教育，熟读伏尔泰和卢梭的经典著作，她认为共和制是改造法国的唯一途径，而雅各宾派制造的血腥恐怖正在破坏革命，所以她决定干掉马拉。当她来到马拉的寓所时，马拉正坐在浴盆里洗药浴，这哥们儿也不像话，赤条条地就让人家一个大姑娘进了门，是不是还有点儿别的想法，史书上没说，科黛可是个美丽的女人。结果科黛一刀就干掉了马拉，最后自己也被送上了断头台。”
　　
　　蒋碧云沉思道：“关键是科黛的刺杀行动对历史本身的作用有多大。”
　　
　　郑桐说：“确实作用不大，她认为刺杀了马拉就可以拯救共和国，其实于事无补，因为暴政不是系于一个人，而是系于一个党派和共和国的暴乱形势。但科黛的动机和行动无疑是一种舍生取义的英雄壮举。”
　　
　　“这姑娘很漂亮吗？”
　　
　　“据说很漂亮，当科黛站在将她载往刑场的马车上时，在沿途观看的人群中有个叫皮埃尔·诺特莱特的男子目睹了这一幕，科黛的形象在他脑海中萦绕了很久都没有消失。他后来回忆道：‘科黛美丽的脸庞平静得像一尊雕像，我已经爱上她了。’你看，是不是很浪漫？在一片腥风血雨中，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浪漫爱情。”
　　
　　蒋碧云喃喃道：“血色浪漫，很令人震撼啊。”
　　
　　“是啊，血色浪漫，我们好像都经历过那个时代。”郑桐耳语般地轻声回答，他的身体有些颤抖。
　　
　　“郑桐……”蒋碧云轻轻叫了一声。
　　
　　“嗯，怎么了？”郑桐回过头来问。
　　
　　“我们结婚吧。”蒋碧云的眼中泪光闪闪。
　　
　　郑桐的眼睛也湿润了，他张开双臂搂住蒋碧云低声道：“亲爱的，我早盼着这一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