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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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跃民停住自行车向杜卫东打招呼，他突然发现杜卫东身旁有个金发碧眼的洋妞儿，便奇怪地问：“卫东，从哪儿蹦出个洋妞儿来，是你带来的？”
　　
　　杜卫东扭头用英语和洋妞儿嘀咕了几句，那洋妞儿很大方地向钟跃民伸出手，很生硬地用汉语说：“你好。我是爱玛。”
　　
　　钟跃民和洋妞儿握握手回头对杜卫东说：“她还会说中国话？”
　　
　　杜卫东笑道：“就会这一句，还是我教她的。爱玛是从巴黎来的，她姨妈也是外文编译局聘请的专家，和我爸是同事，我们是在一次聚会上认识的。她对我说法语，听得我一头雾水，不知道这妞儿要干什么。我说我会几句英语，咱们用英语交谈好不好，她说自己的英语不太好，我说没关系，咱们连说带比画，知道个大概意思就行，就这么着，我们交了朋友。”
　　
　　袁军怀疑地问：“卫东，你丫蒙谁呢？这妞儿撑死了也就是个阿尔巴尼亚妞儿，闹不好还是地拉那郊区的农民。”
　　
　　杜卫东不爱听了：“哥们儿，你挤对谁呢？爱玛可是正宗的雅利安人种，你仔细瞧瞧她那两只眼睛，一会儿是蓝的，一会儿又变绿了，阿尔巴尼亚妞儿的眼睛能变色儿吗？”
　　
　　郑桐插嘴道：“扯淡，哪国妞儿眼睛也不会变色儿，眼睛会变色儿是波斯猫。”
　　
　　钟跃民等人哄笑起来。
　　
　　大家说话时，爱玛站在一边看看这个，再看看那个，看样子她很想闹明白这些中国人在谈论什么。
　　
　　杜卫东对钟跃民说：“你听说了吗？巴黎那边也闹腾起来了，学生们建起了街垒，警察来了就用大板砖拍他们，法国警察一点儿脾气也没有，哪像咱们，一听说警察来了，一个个溜得比兔子还快。人家巴黎的学生就是浪漫，街垒上插面红旗，你猜旗子上写着什么？‘要**，不要作战。’街垒里乱套啦，不论是男是女，大家都是战士，绝对平等，看谁顺眼就跟谁睡，打着滚儿地睡，真他妈来劲，这才是革命。跃民，你爸可是老革命了，他参加革命的时候有这么浪漫吗？”
　　
　　“没有，那会儿恐怕素得厉害。”
　　
　　“就是，本来我还想学学格瓦拉，到丛林里去革命，后来听爱玛一说，敢情还有这么革命的，哥们儿立马改戏啦，既然都是革命，我干吗不挑挑，选一种适合我的革命？”
　　
　　钟跃民问：“这洋妞儿到中国干吗来了？”
　　
　　“巴黎那边完事了呗，学生们都回学校上学了，街垒也被拆除了，爱玛对革命的失败感到痛心疾首，她还没玩够呢。后来听说世界革命的心脏已经挪到中国了，中国的学生根本不用上学，不用做功课，每天都在干革命，连警察也不敢来找麻烦，有毛**给戳着呢，谁敢犯葛？爱玛别提多羡慕了，正好她姨妈在中国工作，就这么着，爱玛终于来到中国。她刚一下飞机，就见机场上红旗招展，喇叭里叽里咣当全是革命歌曲，毛**的巨幅画像有几层楼高。你还记得《红色娘子军》里那个吴清华吗？这妞儿经历千辛万苦终于来到根据地，头一眼就看见红旗了，吴清华一下子就把脸贴在红旗上了，热泪盈眶啊，爱玛当时就是这样。我非常理解她当时的心情，可算到家啦，见着亲人了，这是世界革命的心脏啊，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爱玛想起在街垒里并肩作战的战友们，他们还在暗无天日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受苦受难，她当时哭得昏天黑地，鼻涕眼泪滚滚而下。谁知机场上的警察看她有点儿不对劲，心说，这洋妞儿有病是怎么着，刚下飞机就这么一惊一乍的？看来得好好审查一下，得，这一审就审了一个多月，越审疑点越多，怎么看怎么像是国际间谍，后来要不是她姨妈作保，法国使馆进行交涉，爱玛现在还在号儿里待着呢。”
　　
　　钟跃民等人幸灾乐祸地大笑。
　　
　　郑桐说：“这叫热脸蛋贴到冷屁股上，看丫还革命不革命了。”
　　
　　钟跃民笑道：“爱玛没教教你怎么革命？”
　　
　　“不好意思，她还真是我老师，第一次见面她就问我，‘我可以住在你家吗？’正好那几天我爸回国了，家里就我一个人。我心说，这法国妞儿怎么自己往我枪口上撞？既然人家开口了，我拒绝就不合适了。跃民，天地良心啊，那天晚上哥们儿别提多绅士了，我把她安排在我妈的卧室里，我睡自己的卧室。我心说，第一天可不能轻举妄动，慢慢地才能水到渠成，这种事儿可不能急，欲速则不达嘛。谁知我睡到半夜，爱玛窜进我的卧室，二话没说，呼的一下先把我被子掀了，哥们儿正睡得迷迷糊糊，身上只穿条裤衩，我这人比较怕羞，连忙坐起来抓过衣服盖住羞处，嘴里还说着‘爱玛，你不要这样，你能不能先出去？等我穿好衣服’哎哟，没用，人家根本不搭话，一个饿虎扑食把我扑个仰面朝天，我挣扎了几下才发现身上仅有的裤衩不翼而飞，当时我把眼一闭，停止了挣扎，心说，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哥们儿认命啦……”
　　
　　钟跃民一伙大笑起来，袁军笑道：“卫东，我们都很同情你，硬是让人家给糟蹋了，你可千万要想开点儿。”
　　
　　郑桐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不能忍气吞声，告丫的，告丫强奸了你，党和人民会替你做主。”
　　
　　“算啦，我还是认倒霉吧，我知道早晚会有这么一天，紧躲慢躲还是没躲过去，想想都他妈堵心，挺清白的一条身子……”
　　
　　钟跃民见时间不早了，便对杜卫东说：“行啦，别侃了，就算失了身也不要紧，慢慢再找机会从良吧。卫东，我们马上要去陕北插队了，你有什么打算？”
　　
　　杜卫东说：“我也快回国了，下个月就走，我爸在东京给我联系了预科班，我想准备两年考大学。”
　　
　　钟跃民叹道：“到底是外国人，折腾够了，拍拍屁股就走，还有大学可上。人比人该死，货比货该扔，我们只能去修理地球了，再见吧，卫东，咱们后会有期。”
　　
　　杜卫东握着钟跃民的手说：“你们多保重吧，早晚有一天我会回来，中国是我的第二祖国呀，我还真舍不得离开这里，再见，跃民。再见，袁军、郑桐。”
　　
　　周晓白就要走了，随着离别的日子一天天临近，周晓白恨不得抓紧一切时间和钟跃民待在一起。离别的前一天，钟跃民提出为她饯行，周晓白感动得眼圈都红了，钟跃民对她每一点细小的关怀，都能使她感动不已，甚至有些受宠若惊。她常常奇怪，自己什么时候变得这样没出息？连起码的自尊都顾不上了。
　　
　　钟跃民家的客厅里静悄悄的，留声机的音箱里传来柴可夫斯基的《忧郁小夜曲》，两个人的心中都有种淡淡的忧伤在流淌。
　　
　　钟跃民和周晓白每人手里拿着一杯红葡萄酒，他们默默地对视着。
　　
　　钟跃民举杯道：“晓白，明天你就要走了，我为你饯行，干了这杯。”
　　
　　周晓白目光迷离：“别干，喝一口，好吗？”
　　
　　“为什么？”
　　
　　“杯子里的酒没了，宴会就要结束了，可我不想让它结束。”
　　
　　两人各自饮了一口。
　　
　　钟跃民叹了口气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周晓白固执地反驳：“有，就有不散的筵席，我的筵席永远不散。”
　　
　　“晓白，随缘吧。”
　　
　　周晓白流下泪来：“干吗要随缘？世上的事要靠努力得来，而不是靠随缘。”
　　
　　“我想当兵，靠努力行吗？”钟跃民轻声问。
　　
　　“肯定行，一旦你爸的问题解决了，我会求我爸把你送进部队。”
　　
　　“我爸的问题要是解决不了呢？”
　　
　　周晓白沉默。
　　
　　钟跃民轻轻笑了：“还是要顺其自然吧？”
　　
　　周晓白抬起头来凝视着钟跃民，久久没有说话。
　　
　　周晓白和罗芸走的那天，钟跃民没去送，因为这批新兵很可能会被分在一个大单位，彼此之间早晚会熟悉，女兵们对这类事更敏感，特别是像周晓白这种出身将门、长得又漂亮的女兵，她的一举一动，总是受人关注。钟跃民怕自己露面会影响周晓白的前途，部队有纪律，士兵是不允许谈恋爱的。
　　
　　钟跃民和袁军、郑桐到学校赴陕北插队落户报名处报了名，倒挺顺利，也用不着政审，袁军还跟报名处的人说便宜话：“老师啊，像去陕北插队这么光荣的事，是不是也有个批准的问题？我们哥儿几个出身都不大好，组织要是不批准我们去陕北，我们绝不会背思想包袱，保证不给组织添麻烦，我们就在城里自谋生路了。”
　　
　　这几位都是学校里有名的刺儿头，报名处的人都懒得理他们，巴不得把他们弄得远远的，最好一辈子别回来。
　　
　　钟跃民想起该去看看李奎勇了，他和李奎勇不是一个学校的，甚至也不是一个区的，按李奎勇家的状况，他绝无留城的可能，下乡插队是他的必由之路，也不知他们学校的毕业生去哪里插队。
　　
　　李奎勇的伤已经好多了，他也能够下地走路了，钟跃民搀扶着他在医院住院部的疗养区散步。他们对以前发生的矛盾都闭口不提，只是谈童年，谈将来。李奎勇最大的心愿是将来能到重工业企业当一个技术工人，能养家，能给母亲养老送终，能顺利地把弟弟妹妹拉扯大。他问钟跃民以后打算干什么，钟跃民说他倒没有明确的打算，小时候还有点儿理想，有一阵子他爸老揍他，他便认为“爸爸”这个职业挺有权威的，看儿子不顺眼可以随时揪过来捶一顿，于是决定将来长大一定要当“爸爸”。后来长大了点儿，他发现“爸爸”不是个职业，似乎谁想当都可以，而且也不需要什么专业技能，于是他放弃了这个理想，转而羡慕起海盗船长。不知为什么，他对小人书上的海盗形象很着迷，那些海盗耳朵上戴着硕大的耳环，胸口上长着浓密的胸毛，腰上插着短刀，还总有美女陪着，日子过得似乎很快活，钟跃民幻想着将来长大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再后来，钟跃民干脆就没有理想了。
　　
　　李奎勇大惑不解，怎么会没有理想了？小时候想当海盗，也算是有点儿雄心壮志，怎么越大越没出息了？简直是罐儿里养王八——越养越抽抽儿。
　　
　　钟跃民也想不明白，自己怎么会没理想呢，报名参军算不算？长大当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这是很多男孩子的梦想，可钟跃民小时候从来没产生过这种念头，前些日子他是想当兵，可那是出于一种很现实的目的，当兵总比插队强，那跟理想搭不上边儿。
　　
　　钟跃民对李奎勇说，他虽然不知道将来要干点儿什么，但他肯定知道将来不打算干什么。譬如守着老婆孩子过一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安稳日子，他觉得挺没劲的，与其这样，还真不如当海盗去。
　　
　　若干年后，钟跃民看了美国凯鲁亚克的小说《在路上》，他脑子忽然开了窍，原来他喜欢的是这种“在路上”的感觉。可惜的是，钟跃民那时已经是军队中的一名营级军官了，无论如何也没法“在路上”了。
　　
　　钟跃民把周晓白临走时留给他的100块钱留给了李奎勇，他知道李奎勇的家境，这次受伤住院对这个家庭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李奎勇没有推辞，只是淡淡地道了声谢，来自男人的感激涕零是很丢份儿的。
　　
　　李奎勇听说他所在的中学有去山西和云南插队的，去陕北的好像不多。不过等他伤好了，他也想报名去陕北，因为钟跃民都去了，他也应该去。钟跃民说陕北地方太大，去了也不见得能碰上。李奎勇说碰不上也无所谓，反正都在一个省里。
　　
　　临分手的时候，李奎勇有些激动，他紧握着钟跃民的手说：“跃民，保重，你千万要保重，下乡以后别再折腾惹事了，做个安分守己的老实人吧。”
　　
　　钟跃民半真半假地开玩笑：“打架的事是不干了，拍婆子的毛病可一时改不了，我是下定决心在陕北娶妻生子过日子了，不然怎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呀。”
　　
　　等待出发的日子是漫长而无聊的，钟跃民和郑桐闲得难受，真盼着赶快下乡，在北京待得有些烦了。倒是袁军因为父亲官复原职，好久没有露面了。
　　
　　钟跃民和郑桐来到袁军家楼下，郑桐捡起一块石头，准备通知他一下，但被钟跃民制止了：“别扔，他爸要是在家就麻烦了，这老头子无缘无故被关了一年多，火儿正大着呢，再找咱们撒气。”
　　
　　郑桐大声喊：“袁军。”
　　
　　楼上传来袁军的声音：“谁呀？”
　　
　　郑桐：“派出所的，找你有事。”
　　
　　袁军的脑袋露出窗户：“我操，是你们呀，我说这派出所警察怎么一副流氓腔儿？你们等着。”
　　
　　不一会儿，袁军穿着一身崭新的草绿色军装，精神抖擞地走出楼道。
　　
　　郑桐推了推眼镜：“哎哟，你丫从哪儿扒这么一身国防绿，还是两个兜的大兵服？”
　　
　　袁军得意地说：“发的，哥们儿当兵啦。”
　　
　　钟跃民点点头：“不像是扒来的衣服，这小子还真当兵了。”
　　
　　郑桐一脸不忿：“我操，你爸刚官复原职，你丫就当兵啦，这也太快了，几天以前你丫还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呢，就这么一眨眼工夫，你丫就成了‘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啦。”
　　
　　袁军有些不好意思：“本来今年征兵都结束了，嘿，时来运转，我爸被从号儿里放出来了，一打听，这批兵是去A军的，这个军可是我爸的老窝儿，我爸从1938年起就在这支部队，从军长到师长都是老熟人，这还了得？A军招兵敢不招他儿子，这不是反了吗？我爸二话没说，一个电话过去找军长，事就成了。军长发话了，让我晚几天去，在家多陪陪老头儿，反正新兵连集训3个月呢，晚几天报到怕什么。”
　　
　　郑桐把手一背：“有这好事也不通知一下哥儿几个，这可是严重违反组织原则的错误，我们经过讨论觉得还是应该给你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下面的事你就看着办吧。”
　　
　　袁军知道对不起哥们儿，忙说：“我请客，我请客，向哥儿几个赔罪，你们说，去哪儿？”
　　
　　“当然是老莫啦，我们马上回家磨刀去，照死了宰你。”
　　
　　“跃民，不是我不想通知哥儿几个，我是怕弟兄们受刺激，本来我都报了名，和你们一起去陕北插队，日子再苦哥儿几个好歹在一起，还能互相照应，可我突然变了卦，是有点儿不仗义。”
　　
　　钟跃民笑着说：“袁军，这是好事呀，咱们这些哥们儿，有一个混出来也好啊，将来你要是混个师长旅长的可别忘了弟兄们。”
　　
　　“将来我们哥儿俩没饭吃了，找上门去要饭，你不会轰我们吧？”
　　
　　袁军的眼圈有点红了，他紧紧抓住钟跃民和郑桐的手：“对不起……这事儿怨我，是我不仗义。”
　　
　　钟跃民一推袁军：“这是什么话，谁不想去当兵？有了机会当然要去，哥儿几个为你高兴啊，你怎么抹开眼泪啦？这可真不像条汉子。”
　　
　　郑桐这时候也不忘挤对一下老对头：“你丫怎么跟娘们儿似的？真没劲，请我们吃饭心疼了吧？”
　　
　　袁军立刻回骂：“你丫才是娘们儿呢，找抽呢是不是……”
　　
　　钟跃民觉得该办的事差不多都办了，最后一件事应该是看看父亲去，张海洋的消息果然很准，的确是有一批老干部被放出来了，可钟山岳却不在此列。据说，他的问题很复杂，一时还搞不清楚。
　　
　　钟跃民好久没来这里了，这个隔离审查学习班似乎比以前正规多了，变得越来越像监狱了。钟跃民和父亲相对而坐，父子俩中间隔着一张桌子，两个穿便衣的看守站在一旁监视谈话。
　　
　　钟跃民告诉父亲，他要去陕北插队了，问父亲有什么要交代。
　　
　　钟山岳一听倒是很高兴，他在陕北待过，对那里很有感情。他抽着儿子带来的香烟说：“哦，去陕北，那可是个好地方，虽然贫困，可那儿的人好，善良、淳朴，交朋友能掏出心来。1942年我们部队休整，就在陕北驻防，我了解那里的老百姓。”
　　
　　钟跃民不大关心这个，他关心的是父亲的案子，他试探地问：“爸，袁军他爸被解放了，官复原职了。”
　　
　　钟山岳回答：“这我知道，他本来也没什么事，1938年的干部，从参军起就没脱离过队伍，就算是想叛变也没有机会呀，说他是叛徒，纯粹是瞎胡闹。”
　　
　　“可您的问题怎么总是搞不清楚？”
　　
　　“我的情况不一样，当年在河西走廊，部队被打散了，战友们大部分战死，一部分被俘，我是少数突围成功的人。我在一个老乡家里养了半年伤，后来回到延安，1942年延安整风我被审查，新中国成立后‘肃反’我又被审查，这是第三次了。”
　　
　　钟跃民问：“为什么不找到那个老乡做证呢，一问不就清楚了吗？”
　　
　　“组织不比你傻，人家还不知道去调查？可那家老乡早就找不到了，抗战时，那个村子都被烧光了，人恐怕早没了。”
　　
　　钟跃民大声道：“问题搞不清楚，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把人关着，这也太不讲理啦！”
　　
　　钟山岳一拍桌子，制止道：“跃民，不许你这样说话，组织有组织的考虑，怎么能用这种口气议论组织呢？要相信人民，相信党，我的问题会搞清楚的。”
　　
　　钟跃民大叫：“爸，您别傻了，他们这是故意整人，没有这件事，他们也会想出别的办法来。”
　　
　　钟山岳大怒：“住嘴！你给我滚……”
　　
　　“爸……”
　　
　　“你别叫我爸，滚……”
　　
　　看守把钟跃民推出会见室。
　　
　　钟跃民伤心地喊着：“爸，我明天就走了，我要再看你一眼，你别轰我走啊，爸……”
　　
　　钟山岳狠狠地关上门，他的脸上充满愤怒。
　　
　　这次会见，总共不到10分钟。
　　
　　出发的日子终于到了，永定门火车站人头攒动，锣鼓喧天。一条红色的横幅标语悬挂在月台上方，上面写着“热烈欢送北京知识青年赴陕北插队落户”。喇叭里传来用《毛**语录》谱写的歌曲，歌声激昂。插队知青们个个胸前佩戴着大红花，一群有组织的中小学生在工宣队员的带领下高呼着口号：
　　
　　坚决响应毛**的伟大号召！
　　
　　热烈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
　　
　　送行的家长们拥挤在列车的窗口前向孩子们含泪告别。
　　
　　钟跃民和郑桐坐在窗口，身穿新军装的袁军站在月台上为他们送行。他双手紧紧抓住两人的手：“跃民、郑桐，你们要保重，有什么需要的一定要写信给我。”
　　
　　郑桐说：“扯淡吧，就你那6块钱津贴能干什么？我们哥俩儿要是没饭吃了，你能给我们寄饼干吗？你丫就吹吧。”
　　
　　袁军争辩道：“我他妈总不能永远是6块钱津贴吧？万一哥们儿提了干，52块钱的工资总够买饼干吧？”
　　
　　钟跃民拍拍袁军的肩膀，他知道这个家伙最好冲动，也最不让人放心：“回去吧，袁军，以后常通信，到部队可不能惹事了。”
　　
　　月台上响起了铃声，列车要发车了，送行的人群突然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哭声。列车上的知青们哭着从车窗中伸出手，向亲人们告别，离别的悲痛瞬时笼罩了整个月台。
　　
　　袁军和郑桐泪流满面地握手告别。
　　
　　钟跃民微笑着凝视哭泣的人群，他点燃一支香烟，从挎包里掏出一支双响爆竹。
　　
　　列车徐徐向前滑动了。
　　
　　人群中的哭声更响了，很多送行的人在跟着滑行的列车跑动。
　　
　　砰！啪！双响爆竹被钟跃民点燃。
　　
　　人群被惊呆了，哭声戛然而止。
　　
　　钟跃民仰天长笑：“小家子气，又不是上刑场，哭什么？大丈夫横行天下，这才刚有那么点儿意思，好玩的事还没开始呢……”
　　
　　人群中的袁军双手抱拳喊道：“好样的，跃民，你是条汉子……”他的话音没落，泪水已涌出眼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