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用与无明
无用与无明 (第1/2页)一般人皆以无用为耻，而我却认为无用正是大用。
我一生都觉得自己无用，我没有语言天分，年轻的时候，我曾经学过英语、日语，但是一直无法学会，最惭愧的是来到台湾已有四十五载，竟然一句台语也讲不好。我素无音乐涵养，课诵梵呗五音不全，乐谱音阶全都不识，记得曾有一位音乐教授说我只有三音，缺乏入声。在应对上，我也不善言辞，年轻的时候，往往因为仗义直言，而开罪别人；如今年近古稀，还是经常由于太过坦率，而被有心者扭曲，持为话柄，大做文章。对于理财，我更是缺乏概念，常常这手接了钱，那手又给了人，有时连信徒都为佛光山的欠债累累，日日难过而担心忧虑，而我只凭佛法，不知无钱之苦。
尽管我百无一用，但是我颇有自知之明，为了弥补先天的不足，我不敢投机取巧，心存侥幸，对于自己负责的每一件事，我总是脚踏实地，全力以赴；对于师长交待的每一句话，我也都切切珍惜，谨记在心。记得十八岁时，我见到心中仰慕已久的太虚大师，遂情不自禁地趋前向他合掌顶礼，他含笑回应了几句：“好！好！好！”就走了过去，我却在当下决心要一辈子“好”下去。于是，我开始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我不断反省平日的思想举止，我一丝不苟地演练佛门行仪，我孜孜不倦地读诵佛学典籍，这一切的努力，无非是希望一生都不要辜负了太虚大师向我说的几个“好”字。
二十三岁来到台湾以后，我在中坜落脚，因为大家都说我块头大，力气足，所以就交付我拉车、挑水等吃力的工作。我一向认为自己无用，所以当别人认为我有用时，我也就毫不推辞。虽然我拉车担物常因力不从心而晕眩呕吐，但是我从不叫苦，也不喊累，因为我自觉无用，而别人肯用，正表示自己还有一丝价值，焉能令人失望！日后我走入社会，接引众生，经常目睹一些人因恃才傲物，气焰高涨，虽然有用，而别人却不敢任用，等同无用，不禁庆幸自己生来无用。
一九五一年，我被聘为台湾佛教讲习会教务主任兼任课老师时，我自认佛学不足，慧解不够，曾想婉拒，但是一来想到当时在台湾受过长期正统佛学教育者为数甚少，二来感念大家对我的肯定，所以便答应下来。从此我日日伏案用功，每一例证均仔细考察，每一名相也苦苦深思，唯恐误人慧命，有负重托。及至后来，我应邀至各地讲经说法，每次在准备讲稿时，也都战战兢兢，力求完美。今天我之所以能在台上引经据典，滔滔不绝，其实正是缘于当初以勤补拙所锻炼出来的功夫。
在开始执教佛学的同时，我也应邀主编《觉群杂志》、《人生月刊》，由于当年编印写作的人才寥寥无几，只有自己下笔，滥竽充数。我每天孤灯伴影直到天明，常常为了一个字而斟酌良久，为了一句话而搜索枯肠。就这样，我辛苦编撰达六年之久，其间的呕心沥血虽然难以道尽，但是在无形之中，却培养我扎实的编写能力，直到现在，我居然还能用来教导徒众，不失时宜。
二十七岁时，我筹建高雄佛教堂，此后又兴设寿山寺，开辟佛光山。及至别分院的陆续成立，直到现在，虽说已参与过不少建筑工程，但是我从不掉以轻心，非但不妄加臆测，也不完全依赖蓝图底稿。我总是利用奔波弘法的空档，频频到现场亲自勘查，以手脚代替量尺，以人头代替实物，来估算房屋大小，设计区间格局。用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来办事，固然费时耗力，但是可以一劳永逸，使得殿堂楼阁都能在庄严中不失实用，在现代中融和传统。
因为我自知无才无德，所以自幼就抱着见贤思齐的态度，勤阅高僧传记与伟人故事，期能以古德懿行砥砺身心。遇到良师益友，我也把握机会，追随学习。直到后来，我建设各项佛教事业时，不仅自己全神贯注，用心研究，同时也广揽人才参与，博征专家意见。例如：在兴办佛学院时，我自忖在佛学上，博杂有余，而无专攻；在教义上，虽历经宗、律、教之熏陶，却缺乏现代化学术的训练，所以，我不但曾邀请方伦、唐一玄等耆宿来院授课，也延聘郑石岩、蓝吉富、游祥洲、萧武桐等新秀教导学生。目睹佛学院三十年来，届届人才辈出，代有建树，心中深有所感：尽管自己无用，然而若能善于用人，还是一样可以利济众生，造福祉会。
我自认参访、请教、不耻下问，无伤自己的尊严，如佛门里以智慧著称的文殊师利，不也曾向年仅八岁的妙慧童女顶礼问法；赵州禅师八十高龄，还四处云游智慧，访师学道；我不但与萧顶顺、彭伯平等人一直维持着良好的友谊，而且还共同设计了一间间的别分院，兴建起一栋栋的殿堂楼阁。三人行必有我师，自知无用，尊重他人，才能发挥大用。
我不但做事谨慎，重视专才，即使平常待人，也都一本认真的态度，凡此都是因为自觉身无长才，所以一点小因小缘，我都十分看重，总想令大家同沽喜悦，共享法益。因此即使是萍水相逢，我也挖心剖肺，竭诚以待；尽管是素不相识，我也耐心倾听，为解烦忧。鸡皮鹤发的老公公、老婆婆找我谈话，我从不拒绝；天真烂漫的小弟弟、小妹妹与我通信对谈，我也同事摄受。是以，爱护我的信徒中，不乏耄耋之士；过去的童男童女长大以后，也都成了我的子弟兵将。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