皆大欢喜

皆大欢喜 (第2/2页)

外界人士经常很好奇地问我：“在海内外普建道场，是很花钱的事吧？”的确，我们在硬件建设上需款甚巨，但是更多的经费是应当地信众的请求，就地筹措而成，为的也是希望满其所愿，让各地的信徒都能“皆大欢喜”。
　　
　　佛光山固然是以文教起家，但是并没有偏废慈善事业，所以我们不但办杂志、编藏经、搞出版、设学校，也同时成立云水医院，设置急难救济专户，兴建老人精舍，办理育幼院；佛光山虽然以弘法为家务，但是也重视修行的生活，因此我们在遍设道场，讲经弘法之余，也成立修持殿堂，举办禅坐、念佛、礼忏、抄经等共修活动。但看弟子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各得其所，佛光人都能“老有所安，壮有所用，幼有所长”，信徒们也找到适合自己根性的修道法门，那种人间佛教本自具有的蓬勃朝气，从每个人的身上散发出来，不就证明了“皆大欢喜”正是弘法利生的最佳体现！
　　
　　曾经有人说：如果要跟一个人过不去，就叫他办杂志。也有人说：如果要跟一个人过不去，就叫他办佛学院。回想多年来办杂志与办学院的经验，我觉得这些话诚然不虚，但是，办杂志或者办教育的艰辛，比起教养徒弟的困难，可谓万分不及其一。
　　
　　如果不算以百万计的在家信徒，我的出家弟子已逾千人，入室不退转的在家弟子也千人，包括老、中、青、少，来自社会不同阶层，各人脾气性向不一，工作立场也互有差别，融和之道无他，尽在令其“皆大欢喜”而已矣！
　　
　　直至今日，每年期头人事调动之际，我总是分批约见即将从佛学院毕业及实习期满的学生，耐心垂询其理想志趣、技能所长、学习心得，甚至家中情况，然后给予适当建议。曾经有不少弟子劝我不必这么辛苦，依常住需要分派职务即可。然而基于我向来“皆大欢喜”的做事原则，实在不忍见到他们在自己不喜欢的工作上，苦苦煎熬，所以即使再忙再累，我也抽出空档，一一面谈。
　　
　　对于弟子们已经作好的决定，我即使不觉满意，也不轻易说出一句否定的话。弟子有许多事情我根本不知道，偶尔在无意间知道了，我也不会怪他们不和我说，我以为自己能够担当最好。一旦他们出了纰漏，我不但不严辞责备，反而体念他们心中的焦急，给予种种指导，并且集合相关单位，共商良策，一起解决问题。徒众和我应对，言语上偶有不当，我也不太计较他们的无心之过，顶多以幽默的口吻反嘲一记，在不伤感情之下，让他们自己省悟。如此一来，不知杜绝了多少意见纷争，泯除了多少代沟问题，无形中也带动了全山徒众“以和为贵”的风气。开山近三十年来，不曾有过什么纠纷，自忖与我“皆大欢喜”的性格应该很有关系。
　　
　　我不但费心促使全山的徒众“皆大欢喜”，也尽力让山下村庄居民同感悦乐。多年来，我出资铺路修桥，争取装设自动电话，设法接通自来水管，制造就业机会，设立普门中学、普门幼稚园、星期学校、民众补习班，让莘莘学子可以读书进修，从多方面为民谋福建言。每逢年节，我邀请附近村民来山同乐，摸彩抽奖，给予红包；寻常时日，我也责成有关单位，义诊施棺，冬令救济，寻访疾苦，总希望做到“皆大欢喜”。
　　
　　今年（一九九四年）三月份的“台北七号公园观音事件”轰动了整个台湾，当事人各执其理，僵持不下，颇有一触即发之势。为了防止事态严重，危及社会安宁，我秉持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心，在忙碌的行程中，安插时间与昭慧法师、林正杰居士等佛教界人士晤谈，同时也拜访市长黄大洲先生与耶稣教灵粮堂的林治平先生，大家沟通协调，终获圆满解决，佛教徒留下了观音，耶稣教也充分表现了尊重的美德。事后，卫星电视台的李涛先生就这个事件采访时，问我如何使结局“皆大欢喜”？我答道：在当初参与时，就希望有“皆大欢喜”的结果。
　　
　　多年前，台湾劳资冲突时有所见。有一天，我召集全山约六百名员工开会，询问他们是否需要示威游行，摇旗呐喊，要求加薪？生活上有没有什么困难？不意大家竟一致说道：“我们不要钱，我们在佛光山有信仰，有欢喜，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可贵的了！”我不禁在内心赞叹：诚哉斯言矣！
　　
　　无奈我虽有“皆大欢喜”之心，然而事事不能尽如人意。佛光精舍、仁爱之家的老人口味咸淡不一；经常要求出家的男女青年，未能全满其愿；要求短期出家修道的人过多，未能全部录取；另外，这个世上更多的要求，我无法全部满足所求，也自感惭愧不安。
　　
　　人类要达到真正的和平幸福，必须要让大家“皆大欢喜”，而要求事事“皆大欢喜”，则有赖当事者抱持“皆大欢喜”的诚意，多方沟通，费心协调。
　　
　　（一九九四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