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同归于尽

不要同归于尽 (第2/2页)

到了雷音寺之后，我以讲经弘法为主，经常到监狱、军营、工厂、电台、学校、山区等地布教。我创办幼稚园，设立星期学校、学生会、青年会、妇女会、弘法团、歌咏队，我要把佛法种子播撒到社会每一个阶层之中。
　　
　　佛光山开山时期，在经济与人力极端匮乏的情况下，我毅然将慈庄、慈惠、慈容、慈嘉、慈怡、依空等人送到国外深造，许多信徒认为到日本留学，会一去不还，岂不流失人才？甚至将来他们回来，我又怎么领导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呢？我自忖纵然结果如此，也不能因噎废食，我还是一心一意只为培养佛教的人才而努力。我的心血总算没有白费，他们陆续学成归来后，无论是在佛光山主持佛教事业，或者在大学教书授课，都做得有声有色。不仅如此，他们也都承袭了“不要同归于尽”的观念，提携后进，不遗余力。
　　
　　近十年来，佛光山学佛的人与日俱增，除了随顺弟子们的个性，分派他们担任寺院行政、弘法、文教等工作以外，我更力促各单位多方延聘专家人才，授以专业训练。我自从佛光山退位以来，对于徒众学习的事更为热心，除了为海内外弘法以及国际佛光会的事务而到处云游行脚以外，我总是在忙碌的行程中，尽量拨出时间，为徒众上课，与会员们座谈，听听他们的心声，将自己平生的经验倾囊相授。凡此无非希望弟子们以及会员们都能青出于蓝胜于蓝，长江后浪推前浪，代代人才辈出。
　　
　　就在这种“不要同归于尽”的理念下，佛光山的徒众自然而然也养成了分工合作的性格，遇有大型活动，一经会议决定，便分头进行。逢有出外参访的机会，也不会一窝蜂地争先恐后，而能彼此谦让。全佛光山千余位僧众弟子，在去年年底以前，全部都已轮流到过国外参访。
　　
　　看到徒众都能在“不要同归于尽”的共识中互相成就，无我奉献，心中真是备感欣慰。想起过去，我以著作出版弘扬佛教，有人便讥讽我：“他只会摇笔杆，不会做事！”等到我努力奉献，从事苦役时，又有人嘲笑我：“他只不过块头大，有力气而已，不会说法，怎能称为法师呢？”后来，我到各处讲经，又听到别人指责：“现在是国际化的时代了，他只会用中文开示，不懂得ABC，有什么用呢？”我问对方会什么，他也什么都不会，只不过希望我和他一样一事无成，同归于尽罢了。
　　
　　其实，一个人可以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懂，但是心里面不能没有大众。驽钝如我，不也凭着一股“不要同归于尽”的信念，建立起海内外数十个道场，培养了无数的佛教人才，树立佛光人“以众为我”的精神吗？
　　
　　一个人如果心里只有自己，没有别人，是永远不会快乐的。社会上有一种人往往只看到别人发财，不但不为对方欢喜，反而在背后批评：“他不知是用什么手段发了横财？”看到别人升迁，不但不去道贺，却在一旁冷冷地说：“一定是阿谀奉承得来的！”这种人连随口的赞美都吝于布施，又哪里会有良好的人缘与成功的事业呢？
　　
　　记得数年前，佛光山普门中学有一个女学生，长得非常清秀，人称“校花”，却因此招来嫉妒，许多同学讥讽她是“妖精”。有一天，我应邀为学生们开示，就趁这个机会和大家说：“你们说这位同学长得美丽不好，难道要我们学校里的每一位同学都是丑八怪，你们才欢喜吗？”
　　
　　“同归于尽”的心态只会造成自恼恼他，一个人如果不喜欢别人成功，不喜欢别人拥有，那么对于自己究竟有什么利益呢？
　　
　　四十年来，我在台湾致力于弘法利生的工作，但是受到来自于教界的伤害真是无法说尽。除了屡次遭遇毁谤打击不说，譬如台湾佛教会借故扣留我的资料，不让我出外参加会议；甚至各地教界人士也多方阻挠佛光山的别分院在各地的建设……忆及三十年前，我正开办“东方佛教学院”时，一名长老召集教界人士开会，在会议中，他不集合群力研究佛教如何薪传，也不谋求共识，讨论佛法如何弘扬，反而提议：“如何打倒东方佛教学院？”幸好席中有人仗义直言，说道：“耶稣教办圣经书院，天主教建立神学院，我们都没有想要去打倒他们，为什么却要打倒佛教人士创办的佛教学院呢？”众人听了这番正义之声后，哑口无言，东方佛教学院才得以幸存。
　　
　　诸如此类的人为障碍不胜枚举，尽管教界人士一再置我于绝地，我不但从不失望沮丧，也未曾以牙还牙，反而主动和他们广结善缘，譬如每次佛光山举办三坛大戒时，我礼请佛教耆宿担任和尚阿阇梨；举行国际佛教会议时，我也力邀各地佛教精英共同参与；我不念旧恶，协助教界办学；我尽释前嫌，居间调和佛教人事问题；我曾为同参道友觅地建寺；我提拔后生晚辈学有所成……我并非企图他们的感谢酬报，更不是以此来笼络人心，我只是不愿大家“同归于尽”，让佛教蒙害，而希望佛法广被，众生有福。
　　
　　多年以来的事实证明只要自我健全，别人无法使我们“同归于尽”。希望普天下的众生，应有共存共荣的理念，涵养尊重包容的雅量，捐弃同归于尽的偏狭心态，建立欢喜融和的人间净土。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