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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下午树生拿着调职通知书回家，她怀着又兴奋又痛苦的矛盾心情上了楼，推开自己的房门。小宣坐在书桌前藤椅上看书，母亲坐在方桌旁一张凳子上，他仍然躺在病床上。他们正在谈论什么事。小宣看见她进房，便立起来，唤了一声“妈”，脸色苍白地勉强笑了笑。
　　
　　她应了一声，接着就问：“我的信收到了吗？”
　　
　　“收到了。学堂功课太严，我们好些同学都赶不上，”小宣象板起脸孔似地说，这算是他好些天不曾回家的理由。
　　
　　她含糊地答应一句。她注意地看了看她这个儿子。贫血，老成，冷静，在他的身上似乎永远不曾有过青春。他还是一个十三岁的孩子，但是他已经衰老了！她皱了一下眉头，逃避似地掉开了眼睛。她走到床前，问病人：“今天好些罢？”
　　
　　“好些了，”病人点头回答。
　　
　　这样的问答成了“例行公事”她每天照样地问，他每天照样地答，虽然他的病一点儿也不见好。
　　
　　她听见他在咳嗽，看见他拿着枕头旁边的漱口杯（临时作了吐痰杯）吐痰，又慢慢地把漱口杯放下。他两颊上的肉更少了，两只眼睛带着一种可怕的眼神望着她。
　　
　　“药吃过了？”她怜悯地再问一句。
　　
　　他点点头，看他那种神情好象他很痛苦。
　　
　　“我看，你还是到医院去检查一下罢，”她忍不住又说了那句不知说过多少遍的话。
　　
　　“过几天再说罢，”他力竭似地摇头说。
　　
　　“为什么不早去？我求求你！不要把病耽误了啊，”她恳切地望着他，央求似地说，眼睛里忽然迸出了几滴泪水，她便慢慢地把头掉开了。
　　
　　“我现在还可以支持，除了咳嗽也没有什么病，”他慢吞吞地答道。
　　
　　“咳嗽就是病啊，而且你每天发烧，”她又回过脸来说。“我担心——”她咽下了后面的话。
　　
　　“你是说我害肺病吗？”他问。
　　
　　她不敢回答。她现出了一点窘相。她后悔不该对他多讲话。
　　
　　“其实不用检查，我也知道我这是肺病，”他说。“可是知道了又有什么用？我去检查，等于犯人听死刑宣告。”话说出来，他觉得心里很难过，自己也不想再说下去了。
　　
　　她默默地望着他，她想：他什么都知道，甚至那个残酷的真实。她的劝告对他有什么用处呢？他躺在床上，不过在捱日子。不论是快，或者慢，他总之是在走向死亡。她还有什么办法拯救他？没有。他不听她的话，不肯认真治病。她只有等待奇迹。或者……或者她先救出自己。她的脑子里有着矛盾的思想。所以她一边偷偷流泪，一边又暗暗抱着希望。
　　
　　“不见得。肺病也养得好。你不要怕花钱。我说过，我愿意给你设法，”她忍住眼泪，最后一次努力地劝他。
　　
　　“养病就不说要花钱，也应当有好心境，这你是知道的。象我这样生活，哪里会有好心境啊？”他又说。
　　
　　“宣，你讲话太多了。睡一会儿罢，又快要吃药了。”母亲不耐烦地干涉道。
　　
　　妻暗暗地瞪了母亲一眼。她走到方桌前坐下来。她坐在那里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事好。没有人理她，连小宣也不过来跟她讲话。她感到厌倦，现在连眼光也似乎无处可放了。
　　
　　她觉得无聊地枯坐了一会儿。她想难道必须坐在这里等着母亲煮好饭送上来吗？连吃饭的时候也是冷清清没有生气的。饭后更不会有温暖。永远是灰黄的灯光（不然就是停电时的漆黑，那样的时刻也不少），单调而无生气的闲谈，带病的面容。这样的生活她实在受不了。她不能让她的青春最后的时刻这样白白地耗尽。她不能救别人，至少先得救出她自己。不然她会死在这个地方，死在这间屋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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